富强是我们的重要奋斗目标，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之一。富强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不仅为当代中国社会普遍认同，而且深深积淀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堪称历久弥新。
中华传统文化关于富强的思想
我国古代典籍中关于富强的论述十分丰富，既有对富强内涵的阐释，又有对如何达到富强的主张，还有对富强之后应当如何处理人与人、国与国关系的看法。
强国富民。强国一直是我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的价值追求。在农业社会的大背景下，强国首先意味着加强粮食生产，所谓“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其次意味着“士农工商”各司其职、各安其业，共同推动社会发展。强国内在地包含养民富民。从《尚书》开始，我国古代典籍中关于养民、裕民、惠民、富民的论述不绝如缕。《尚书》中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孔子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尽管孔子在不同场合也流露出安贫乐道的志趣，但他始终承认人具有追求财富的权利。这表明，让人民丰衣足食是儒家仁政思想的核心内容，厚生是儒家评价善政的重要标准。在儒家看来，离开人的生存与尊严，单纯的道德说教不可能引导人们走上至善之途。对于富民途径，儒家主张“使民以时”，做到“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
义利并举。前贤先哲追求的富强包含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内容，可以概括为“义利并举”。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更看重义的价值和意义，强调“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我国古人认为，忠信、仁义是比金玉、土地、积蓄更为稀缺的资源。在《论语》中，有为之君也就是仁义之君要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在处理义利关系上，我国古人强调“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进而在义与利的统一中达到富强。
富而好礼。在我国古人尤其是儒家看来，富而不骄、富而好礼是富强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爱好和平的基因，在人与人交往中提倡温、良、恭、俭、让，力求以德服人；在国与国交往中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反对恃强凌弱、穷兵黩武，追求“甲兵不劳而天下服”“协和万邦”的境界。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矢志追求富强，历史上我国在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方面曾长期处在世界前列，出现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繁荣景象。但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昏聩无能，我国渐渐落后了，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国力衰微，民不聊生。也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对富强的追求更为强烈，魏源探寻“师夷长技以制夷”、严复推崇《国富论》、梁启超呼唤“少年中国”、孙中山求索“共和”等，都是这一追求的反映和体现。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之一的富强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之一的富强，既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富强思想的合理因素，更具有崭新的时代内涵。当前，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富强这一基本价值取向，需要我们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共同富裕。坚持以人为本、增进人民福祉，是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富强的价值追求中，这体现为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社会主义之所以区别和优越于资本主义，就是能够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更多物质财富，促进共同富裕。所谓“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必然意味着社会主义最终要消灭与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剥削与两极分化，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
坚持科技兴国，推进自主创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丰裕物质财富的根本动力。在当代中国实现国强民富，必须坚持科技兴国，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只有努力占据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和自主创新制高点，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华民族才能以富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伟大复兴。
坚持去甚去泰，倡导勤俭节约。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在初步“富起来”的形势下如何对待财富与消费，考量着人们能否科学践行社会主义富强观。为此，我们应深刻理解“去甚去泰，身乃无害”的古训，大力弘扬富而不骄、富而好礼的传统美德，反对挥霍无度、穷奢极欲等“甚”与“泰”的生活方式；坚持勤以修身、俭以养德，将勤俭节约作为一种责任义务、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