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球的时候，视力两眼都是1.5，上学以后下降得很快，现在有一只眼已经0.6了。学习和打球相比完全是两码事，睡眠不足，上课总是犯困，眼睛睁不开， 越坐越困，恨不得用根棍儿把眼皮撑起来。可对面坐着的是老师，你又不可能睡觉，更不可能溜号。刚开始时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后来慢慢适应了这种生活，知道该 怎样安排好作息，找到一些规律。”
“我的研究课题是《从小脚女人到奥运冠军》，例子用的就是中国女子乒乓球队。为了研究这个课题，我阅读了一些对中国女运动员的研究材料，大部分 是外国人写的。这些外国人并没有真正了解中国女运动员的生活和成长经历，因此他们的研究并不到位。我希望能够从我开始，有人真正关注中国妇女和中国女运动 员的研究。我也希望通过在国外学习，在工作中便可以尽量避免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而引起的误会，以便更好地介绍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而在国际体育界，能让 人理解你的见解，接纳你的主张并非易事。”
学习上的她拿出打球时的劲头。按说老师安排的课程已经呈饱和状，每周天天有课，周末的作业也不轻松，做罢作业还要准备下一周的课，周而复始。可她还是觉得“吸收”得不够。
也难怪，她心里真的是着急。邓亚萍刚撂下球拍儿，就成了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一位年轻的委员，她恨不得赴会时能立马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于是，这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心底悄悄萌生着愿望早一点进入高级班，明年向Master（硕士学位）进军。
在诺丁汉大学上课的过程中，邓亚萍总是抓住一切机会抢着发言。老师用开玩笑说从她学习的劲头可以看得出她是一个世界冠军。“下了课，我必须匆匆 赶到另一个老师那里去做个别辅导，这是学校针对每个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不同而特别安排的单独辅导时间。每次出去开会之前，我的老师都会帮助我准备发言 材料，纠正我的语音语调和演讲的方式方法。另外学校还专门为我开了一门课，教我如何用英语进行采访。在学校我过着典型的大学生三点一线式生活，和校园里那 些普通的女孩子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硕士学位我非拿不可，而且一定要在国外的大学里拿到。”那样的话，在中国的奥运会冠军当中，她可能又拿了一项第一。作为诺丁汉大学的一名 学生，邓亚萍每天的时间表比较紧。“除了上语言系的课，还要上英语系的课。下了课还有很多作业，中午休息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
“过语言关对我来说还有着另外的意义。当时我是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同时还负责国际乒联的一个项目，如果你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流，那么一切都是零。同时还有一个公众形象，就是说我毕竟代表着中国，同时代表着中国运动员，所以精神风貌是很重要的。”
一年后，邓亚萍面对严格的考官，用英语宣读了3万5千字的论文——《从小脚女人到奥运冠军》。以翔实生动的材料和清晰有力的论点论述了中国妇女 及中国妇女体育的巨大发展和变化。临场考官的一致结论是：无条件一次通过！2002年12月22日，她如愿获得硕士学位。萨马兰奇先生称赞她“拥有了打开 世界大门的钥匙”。
至此，从1997年进入清华大学起，邓亚萍已在校园度过了近六个春秋，并将自己当年的小学“学历”变为研究生学历。邓亚萍坦言，从运动员到学 生，尤其是一个留学生，她付出的努力并不亚于打球。“从对英语一窍不通到熟练地用英语与教授交流，从人生地不熟到朋友遍英国，从开始时的迷茫到后来的迎接 挑战，每一步都走得很辛苦。但海外生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真正了解了世界。”
其间，她还作为北京申奥成员，赴莫斯科为北京赢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作了贡献。
2001年7月13日，邓亚萍用流利的英语向国际奥委会委员呼吁：请给中国运动员一个机会，让我们做一次奥运会的东道主！
再回剑桥：学习、紧张工作与速冻饺子
知识，没有止境。2002年，她如同一个长跑运动员，又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开始新的拼搏——满怀信心地攻读剑桥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2008奥运会对当代中国的影响”，邓亚萍的“中国研究”又得以继续下去了。
2003年2月24日，正在剑桥攻读博士的邓亚萍又回来了，在北京奥组委，新的忙碌又开始了。“我在剑桥的导师彼德·纽伦是一位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已经研 究中国经济30余年，他深知2008年奥运会对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会有极高的经济研究价值，他认为我回国，不仅能为祖国服务，也能为论文收集第一手珍 贵材料，因此，他特批我回国边工作，边学习。未来的工作很艰苦，但这是非常好的机会。”
2004年的春节假期，她为了赶写剑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放弃了与亲人的团聚，买来一堆速冻饺子，每天的水饺餐伴她度过了假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