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現象在生物質能源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理事長、中科院廣州能源研究所研究員馬隆龍看來並不意外。生物質發電的概念很好，但扣除財稅補貼、土地優惠、電價政策外，能夠真正實現盈利的企業寥寥無幾。生物燃氣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國家的政策支持和補助。與常規能源相比，生物燃氣轉化、處理成本較高，並不具備投資上的效益，如果不能夠實現商品化，必然會因為國家政策的轉移而衰退。
有業內人士向記者透露，一些所謂的秸稈發電項目基本上都是購買木材、建材廢料等充當原料，每年只是象征性收一下秸稈。有的甚至直接用煤炭發電，套取國家對秸稈發電的補貼。“不這麼干，很難存活。”
根據湖北省能源局統計，農林生物質原料價格從初期的200元�噸已上漲到目前的300到350元�噸，若制成生物質成型燃料，市場價格目前約為900元�噸左右，遠高於煤炭價格，且單位重量的生物質燃料燃值也比煤炭要低許多。
華中科技大學能源與動力學院教授陳漢平告訴記者，稻草麥草體積大、熱值低，跟竹子等林業材料比，產值要低很多。企業從經濟賬來算，更寧願用林業材料。陳漢平認為，雖然這與政府期待多消耗農作物秸稈的願望之間有差距，但畢竟仍然屬於農林生物質的范疇。與之相比，更惡劣的是摻煤造假。
業內人士告訴記者，一些生物質燃料來源不明，有些成型燃料摻雜了一些廢舊家具、建筑模板、垃圾等，並非純的農林剩余物。一些生物質發電企業，竟然干起了“白天燒秸稈、晚上偷燒煤”的勾當。
“有些企業在鍋爐房裡堆著生物質燃料，實際上是在燒煤，生物質能源只是企業的擋箭牌。”中國農村能源行業協會的一位專家說。
兩頭擠壓成本居高不下
成本高是生物質能源發展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一方面，原材料分散在廣大農村，收集儲運費用貴，人力成本上漲，導致成本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如果用來發電，與火電比，即便有補助，也隻能掙扎在盈虧平衡線上。
岳國告訴記者，發電廠需要很大規模才能降低單位成本，才有價格競爭力，但是生物質能源是分布式能源，集中的成本巨大，有可能陷入越生產越虧損的局面。
因為兩頭擠壓，不少生物質能源企業放棄了這一方向。“十二五”期間，我國大力鼓勵清潔能源的使用，風能、太陽能新增裝機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長，但生物質發電新增裝機容量卻不斷走低。
2014年，國電集團旗下港股上市公司龍源電力發布公告稱，鑒於旗下生物質發電項目虧損嚴重，公司決定“十二五”期間不再發展生物質發電。作價一元轉讓其所持國電聊城生物質發電有限公司52%權益，另兩個項目也擇機轉讓。
收儲價格過低，也導致農民、收儲站對賣秸稈缺乏積極性。荊門市秸得寶有限公司總經理劉昌林指著滿院子堆積如山的秸稈告訴記者：“農民送滿滿一手扶拖拉機秸稈過來，也就隻能賣200塊錢，農忙時間又緊，農村青年勞力又緊張，大家也就不稀罕這個。但是價格再高，我也給不起，用電還是工業電價，交通又享受不了綠色通道，賣給下游企業也給不了高價。”
在市場方面，生物質資源的季節性、分散性與生物質能利用的連續性、集中性的矛盾突出。在煤炭價格優勢明顯的擠壓之下，市場接受度低。
湖北省能源局副局長董宏彬說，湖北建成並運行的生物質成型燃料鍋爐20余個，熱負荷約500蒸噸/小時，僅佔全省鍋爐總量的1%，其中重要原因是生物質成型燃料鍋爐供熱價格為280元/蒸噸，盡管比天然氣鍋爐低，但是比煤炭鍋爐190元/蒸噸高。在企業趨利下，沒有政策傾斜，難以競爭過低廉的煤炭鍋爐。
依靠科技力促市場化發展
受訪人士認為，雖然國內各項政策為生物質能產業的發展給予了一定的財政補貼，但這並無法有效提高生物質能產業的盈利能力，改善其生存狀態。生物質能產業的長遠、健康發展，仍需要從內部入手，依靠科技進步和市場化發展，解決關鍵問題。
河南農業大學副校長、農業部可再生能源新材料與裝備重點實驗室主任張全國認為，生物質能源通過技術上的創新，生產成本完全是可以控制。生物質的原料比較蓬鬆和分散，但一噸生物質成型燃料的熱值與一噸原煤的熱值差別不是很大，成型燃料的熱值還要高於褐煤。問題在生物質原料多了一道收儲運的工序，這是許多企業感到成本難以控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