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她依然有着一副“菩萨心肠”，20多年来，郭文香的眼睛总是红肿的，每遇到一个轻生者，“就跟上了辣椒水一样”，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她为这些客人安置了专门的客房。客房里，有两张床，一张是“孩子”的，一张是郭文香的。陪睡的几千个晚上，她从来不敢合上眼睛，怕一睁眼，这些人又不见了。
在这些漆黑的夜晚里，离婚的妇人会喋喋不休地讲述哀怨的往事，离家出走的少年会哭着喊“妈妈”，病重的流浪汉会唱起走调儿的乡曲，失意的商人会炫耀辉煌的往昔。更多的时候，他们留给郭文香沉默的背影，或者乍起乍落的梦魇。
她嫌自己嘴笨，于是很少说话。大多数时候，她会搬上一条小板凳，或者顺腿坐在床沿上，听这些“孩子”说话。等他们说累了，郭文香就端上亲手做的打卤面、炒饭或者南瓜粥，放在这些沉默、哭泣或者歇斯底里的人面前。
有时，她只是默默地点头；有时，她会长长地叹息。更多的时候，她会掉着眼泪，和这些“死过一回”的人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她没法撒手。从那些拥抱里，她觉得自己就是这些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些在郭文香的怀抱里挣脱了死亡的人，重新踏上了前往人间的道路。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往往还没反应过来，该和眼前这个女人说声“谢谢”。有些人甚至一言不发就消失了。不过，回过神来，他们会给郭文香寄来信件、明信片和包裹。
但她从未“搭理”他们。她没有回过任何一封信，也拒绝向前来的媒体提供这些人的联系方式。
“他们应该有正常的生活。”她总是这样说。
20多年过去了，郭文香和她的小旅馆正一起慢慢变老。她的称呼，从人们口中的“姐姐”、“妈妈”变成“奶奶”；“文香旅馆”这块招牌，起初只是门匾上的墨笔标志，如今已用一块铁板撑起，上面是硕大的四个红漆字。
她的记性越来越差了，可是这100多个人的故事，她都记得清清楚楚。有时，她会一个人坐在旅馆院子里的石凳上，想象他们现在的生活，偶尔有海风吹在她枯黄的脸上，乌黑的瞳仁却依然清亮，就像北方最新鲜的黑枣。
她也会隐约记起一些让她生气的事情。曾有一个轻生者的家属找上门来表达谢意，从包里甩出一叠厚厚的人民币，说：“钱够吗？不够还有！”
这时，平素好说话的郭文香，就会不由自主地拉下脸。她粗声粗气地回绝：“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她不是不缺钱。几年前，她用尽了所有的积蓄，开设了“郭文香老年疗养中心”，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老人。她悄悄地守着一个秘密――疗养中心的经济状况很是窘迫，甚至用不起煤气。每到傍晚，郭文香就会带着腿脚方便的老人，出去拾柴火。为了贴补家用，已经70岁的高龄的丈夫，依然每天早上7点出门，跟着旅游大巴卖票。
她依然很穷，就像20多年前那个为了生计，开办文香旅馆的农妇一样。而对一些事情，她也“越来越看不明白了”。
无论走到哪里，郭文香都会戴着一块“共产党员”的胸牌。她在50岁上入的党，可是，她疑惑地发现，周围谁也不戴“这个牌牌”。
她特别看不惯那些在公交车上不给老人让座的人。于是，她索性把自己的白发染黑了，专门“抢座”，然后给老人们让座。
很多赚钱的机会纷至沓来。一些学校、企业邀请郭文香去“讲故事”，开价一小时200元。郭文香想不明白，“为什么讲故事还要收费？”她唯一的要求是，“我要喝很多水”。因为紧张，这个笨嘴笨舌的老太太在讲台上老是出汗，讲不完一句囫囵话，只得用喝水来化解尴尬。
“就像饮驴。”她挺不好意思地说，脸刷地红了。
如今，这个68岁的农妇，已是秦皇岛的“名人”了。走在街上，每隔几米，总有陌生人冲着她打招呼。在大排档吃饭，一个东北大汉跑上来和她握手，差点儿把她的手给“捏断了”。一个俄罗斯的姑娘跑到文香旅馆来做义工。还有小学生们一边喊着“文香奶奶”，一边索要签名。
声名在外的文香旅馆，也逐渐成了“收容所”。遇上烂醉如泥的客人，出租车司机第一个想到的，是郭文香；一个打工仔从火车站“拾”了一个饿昏的老乞丐，也送到旅馆门口；还有些外地的流浪汉闻声赶来，赖在这块牌子下，不肯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