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是，這種刻意超越潛在增長率的做法會造成產能過剩、通貨膨脹、產業結構偏離比較優勢、資源環境超出承受能力等嚴重后果。”蔡�說，“打個比方，運動員的比賽成績受到他身體能力和人類身體極限制約，這種體能和人類極限相當于潛在增長率。北京奧運會上劉翔實際已不具備參賽的身體能力，在各種壓力下硬要上場，其結果必然事與願違！”
“在這方面，日本的教訓值得借鑒。”蔡�說，在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20年中，日本人口撫養比不斷下降，經濟也實現了年均9.2%的高速增長。當人口撫養比行至低點並在低點上持續20年左右時，日本經濟增速也大幅回落至3.8%。從政府到民間都不願看到經濟減速，就動用了各種手段，貨幣政策始終寬松，財政政策保持擴張，大力實施區域發展政策、產業政策和宏觀經濟刺激方案。1990年之后，日本人口撫養比開始上升，人口紅利消失，上述刺激性政策產生了惡果，例如造成了嚴重的泡沫經濟，以致隨后陷入了年均增長僅為0.85%的“失去的20年”(見圖二)。
“日本人口撫養比的走勢像‘平底鍋’，我們的走勢會像‘漏斗’，連平台期都沒有，這意味著我們的潛在增長率可能掉得更快，我們也可能更不甘心。”蔡�說，“潛在增長率下降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們想盡辦法一定要把經濟增速拉到潛在增長率之上。”
該做的應對之策
潛在增長率不能超越，但可以通過改革的辦法科學地加以提高
面對人口紅利趨于消失，應該做的，就是科學地提高潛在增長率。“潛在增長率不能超越，但可以提高。”蔡�說，勞動力投入方面還能挖潛，比如，今后勞動力數量雖然減少了，但勞動參與率可以提高。“1.6億進城農民工沒有城市戶口，從而沒有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務，他們通常40歲左右就退休回鄉了。如果能加快改革戶籍制度，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農民工就能干到60歲。這樣一來，勞動參與率增加了，潛在增長率也能因此提高。”
生產率進步方面也有空間。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無效率的“僵屍企業”淘汰退出，有效率的企業能得到更多資源發展壯大，導致整體經濟的生產率提高。美國的研究表明，這種“創造性破壞”所帶來的生產率進步，約占全部生產率進步的30%—50%。“如果能通過改革打破壟斷、扶持中小企業，讓企業平等競爭、優勝劣汰，也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
人口紅利趨于消失，計劃生育政策是否該因此調整？蔡�認為，現在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即使人們還願意生，要“長成”勞動年齡人口也得15年或者更久，難以改變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趨勢。“不過，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期待，從以人為本的角度出發，應該研究適當調整人口政策。我個人認為，目前的政策底線應當是放開二胎。”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