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在北京工业学院工作时期的陈荩民先生
“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弘扬伟大的“五四精神”，奋进新时代，有这样一位“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五四先驱”，我们应该铭记。他就是陈荩民先生（1895-1981），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我国近代著名数学家和教育家。
爱国为民，“翻墙入院，痛打卖国贼”
陈荩民，原名陈宏勋，1895年7月5日生于浙江省天台县一户店员家庭，从小边读私塾，边在家劳动。1916年，中学毕业后，陈荩民考入北京高等师范（现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从此开启与数学结缘的一生。
20世纪初的中国，国弱民贫，在各国列强的欺辱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已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在弱肉强食的国际争锋中，风雨飘摇。从浙江老家来到古都北京，陈荩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但是他也看到了社会的民生凋敝和黑暗腐朽。于是在求学期间，陈荩民立志发奋学习，挽救民族，振兴国家，成为了学习德先生（民主）的实践者和赛先生（科学）的积极分子。
正是有了这种思想上的觉醒，陈荩民很快就加入到当时北京高校的进步学生群体中，积极开展爱国活动，参加社会服务。1918年，陈荩民被选为北京高等师范和北京大学学生联合会组织的《国民》杂志社评议部评议员。不久之后，他又在北京高师与匡互生、向大光等同学联名发起成立半工半读的“工读会”，后改名为“平民教育社”。
1918年，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本应该收回德国侵占山东的权益，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但是各国列强却在巴黎和会上决议，将德国在山东利益转让日本。中国将要以“战胜国”身份，接受“战败国”的待遇，消息传来，举国激愤。
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各高校预定1919年5月7日，也就是在袁世凯签订卖国“二十一条”的国耻日，举行游行抗议活动。后因巴黎和会上谈判失败的消息，不断传来，而反动政府也已做好对游行的镇压准备。各高校决定于5月4日上午，提前举行游行示威，在天安门集会，后奔赴东交民巷使馆区抗议。
陈荩民作为高师学生代表，积极参加其中，当游行队伍受阻，改道直捣卖国贼曹汝霖位于赵家楼的住宅时，面对紧闭的曹家大门和军警的防守，身材高大的陈荩民，踩在同伴肩头，打破临街的窗户，第一批跳入院内，打开了大门。
“当时，曹家门紧闭，已有许多军警在周围防守。愤怒的学生一拥而上，用木棍、石块、砖头撞击。我身材较高，就踩在高师同学匡互生的肩上，爬上墙头，打被天窗，第一批跳入曹贼院内。我和同学把大门门锁砸碎，打开大门，于是，外面的同学一拥而入。我们到处搜寻曹汝霖，但他和陆宗舆早已逃匿。只有章宗祥躲藏在厢房的大衣柜里，被我们抓了出来。他已面如土色，跪在地上，大家拳打脚踢，把他打得半死。同时，曹家被捣毁，后院已起火。”这是陈荩民先生1979年对自己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一段回忆。
随后，包括陈荩民在在内的三十二人，因未能及时撤离，被反动军警逮捕、关押，关押期间反动军警对陈荩民等人进行了毒打和审讯。陈荩民的眼镜被打掉，手表被打坏，胳膊也被打得鲜血直流，被关在牢房里，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同学之间不能交谈。直至5月7日，在各高校的罢课抗议下，经过各校校长和爱国人士的奔走营救，被捕学生终于获得保释出狱，得到了北京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图中被高举者右起第一人为陈荩民先生
“被欢迎的同学被邻近的居民围住。我们一下车，就给戴上大红花，把我们一个个抬起来，高高举起，并为我们拍摄了两张照片。群众的爱国热情倾注在我们被捕获释者的身上。我们能获释返校，这是群众的力量，这是全国人民的胜利，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终生难忘。”六十年后，陈荩民在文章中回忆起当时被释放的情景，仍感到历历在目。
陈荩民出狱之后,在校长陈宝泉的建议下，将名字宏勋改为荩民，免得再被传讯或逮捕。5月7日，刚刚出狱的陈荩民回到学校后，又积极投入到抵制日货运动中，并以北京高师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北京市各界抵制日货委员会联合会，还被推选为主席和北京学生联合会副主席。随后，他积极组织学生走上街头，抵制日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