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一方面是共同合作改进全球化的规则，使得全球化红利更为均衡、公正合理的分配，另一方面是眼睛向内，推进结构性改革，减少副作用。2008年G20提升为元首机制，在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每年的主题之一，就是维护全球化和推进结构性改革，但是结构性改革，面对既得利益，推进缓慢。2016年财长央行行长会议，我主持的议题之一就是机制性的推动结构性改革，各国财长明确了9个重点领域由各国根据自身的问题进行选择，并形成48条指导原则，建立每年自评估和分组互评估的机制。这个共识成果交由G20杭州峰会由各国元首签字通过。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现在已经没有共识了。
面对当前的逆全球化僵局，对于强权霸凌行为要针锋相对，同时大多数国家是愿意维持全球化的，不过是诉求不同，同我国总会有交集，可以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重点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在9月1日中央深改委第十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在9月15日经济50人论坛上，我谈了对新发展格局的理解，通过国际比较分析，特别是中日比较，认为这一战略决策，基于历史、现实和内外环境，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企业在全球采购大宗商品，大力引进技术，并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发展本国高水平制造业，产业链高度的分布于国内，制成品满足国内需要的同时，销向全世界，形成巨额贸易顺差，在政府层面，对制成品贸易保护，汇率低估，保护知识产权不够，外资进入很难。这是一种内循环为主，外循环是进口大宗商品，在国内“吃干榨尽”，制成品满足国内需要并销向全世界的模式，也是国内国际双循环，但不可持续，最终不被国际接受，其后逐步转型。我国也有一个逐步转型的过程，已初步成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大型开放经济体，就不再详述。目前由于体制机制改革还不到位，国内的需求和供给还没有很好的动员起来，内外循环的结合还有障碍，因此结构性改革和依法治国是关键。
我们需要破解的另一个僵局是美国主导的同中国“脱钩”，这是双输、多输，少输算赢的负合博弈思维，比零和博弈你输我赢的思维方式还不如。美国先关闭我驻休斯顿总领馆，中国按国际外交惯例关闭美驻成都总领馆，都输，谁输的多谁输的少，见仁见智。技术脱钩也是负合博弈，在信息化的今天，技术脱钩后，疫苗的研发，AI技术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最终谁输还不一定呢。反正是人民和企业会输，最后会给政客施加压力，回到正和博弈就是互利共赢的思维上来。当然会有赢多赢少的差别，如果认为自己赢的少，要眼睛向内，用结构性改革解决自身问题。
第三个指向是全球与共。
这要进行以规则为原则的竞争合作，目前的规则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各机构的规则。习近平主席9月22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说到，“我们要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全球治理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使全球治理体系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目前的多边机制确实需要改进，例如WTO的规则修改需要全部国家一致，的确低效率，而且相关规则已落后于数字社会、数字经济的新时代，也需要改进。本月初中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表示全球数据治理应秉持“多边主义，兼顾发展安全，坚守公平正义”三原则。对各项规则，各国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倡议，共同切磋。在习近平主席9月22日讲话中还讲到，“我们不能回避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必须直面贫富差距、发展鸿沟等重大问题。我们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公平和效率、增长和分配、技术和就业的关系，使发展既平衡又充分，发展成果公平惠及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 为了从经济学角度加深理解，我建议大家读一读约瑟夫·斯蒂格利茲所著《全球化逆潮》。他从信息不充分经济学的角度谈全球化问题。传统经济学假定信息是充分的、对称的，按这样的假定形成全球化规则，按照比较优势形成资源配置的最优解，但真实的世界是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强国相对于弱国，资本相对于劳动，更有信息占有和利用的优势，以此形成的规则，对比较优势和资源配置都造成了扭曲，表现为发展不均衡，分配不公平，甚至出现反全球化浪潮，相对于最优解是逆向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