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解密“523”任务!

我的祖国,即将迎来70周年华诞。说来也是一种巧合,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被筛选锁定——这是发现青蒿素的关键一步,恰好是1971年10月4日,祖国的22岁生日之际。那时,她还是百废待兴。如今,她70岁了,早已今非昔比。

当我代表“523”研究团队捧回中国内地第一枚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我心里就是这样念着,这是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为祖国捧回的一件礼物,更是沉淀着古老文化的中华民族为全人类奉献的一件礼物。

可能有很多人因为诺奖而记住了我,而没有机会深入了解“523”研究团队,这是由山东省中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广州中医药大学、上海药物所、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几十个单位的500余位专家组成的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团队。试想,没有祖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又怎么能组织这么多的专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现青蒿素并取得药物研发成功呢?这是当时发达国家都不能解决的难题。

其实,青蒿素的研究,最初是一项援越战备紧急军工项目,为了保密,就以1967年5月23日的开会日期为代号称为“523”任务。“523”项目的任务十分明确,就是通过军民合作开发防治疟疾药物,同时对所开发防治药物的要求是高效、速效、预防药物要长效。

我至今还记得,1969年1月21日,全国“523”办公室主任白冰秋、副主任张剑方及田辛同志一行三人来到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传达任务的情形。当时,两位主任说,因为疟疾,美国非战斗减员比战斗减员还多,并动员几十个单位搞抗疟药研究,越南因疟疾的非战斗减员也非常多;中国北京协作区也已有好多单位参加抗疟药的研究,希望中医研究院中药所也能参加。那时候的中医研究院是“文革”的重灾区,科研工作全面停顿,但还是接受了这项政治任务,并由我来担任课题组长。

接受“523”抗疟研究任务时,我还是一名年轻的科研人员,深感国家对我的信任,也深感责任的重大和任务的艰巨。我暗下决心,一定不辱重托,全力完成任务。这句话并不是说说而已。

是历史的机缘,让中药研究所团队从中医药经典论著中为人类健康发掘出一份礼物。“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是东晋葛洪所作《肘后备急方》对青蒿的描述,我们最终成功研制青蒿素,其灵感就是来自于这里。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科研条件还比较差,但团队中的每个人都不畏艰辛、勇于担当,实验和临床紧密结合,几度深入海南疫区,为疟疾患者送医送药。我们曾以民用的大水缸作为提取容器,在接触大量有机溶剂又缺乏通风设备的条件下,不顾健康夜以继日地工作。为了青蒿提取物尽快上临床,在初步动物安全性评价后,团队成员争相以身试药。回顾往事,正是团队的责任感与担当精神引领了青蒿素的快速研发,从发现青蒿有抗疟苗头到青蒿素首次临床试用只用了两年时间。

我的名字取自《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芩”一句,“芩”就泛指“蒿类植物”,父亲用《诗经》这句诗文中的“呦呦”二字,加上屠姓,就有了屠呦呦。没想到,我一生中的事业,也与青蒿素结了缘。

现在,距离青蒿素发现已经过去了40多个春秋,我也已年过八旬。回顾过去的40多年,青蒿素经历了从化学物质变成药物的过程,并作为抗疟首选药物在国内外抗疟临床得到广泛应用,为全世界人民带来健康福祉。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2000年至2015年期间,全球可能患疟疾的人群中疟疾发病率下降了37%;疟疾患者的死亡率下降了60%,全世界共挽救了620万人生命。这一成绩,归功于疟疾防治的综合措施。

虽然发现青蒿素已经快半个世纪了,但其治疗疟疾的深层机制仍模糊不清。近年来,青蒿素研究中心引进了新生研究力量,比如创建了青蒿素多靶点学说的王继刚研究员。他曾采用化学生物学方法,研究血红素激活青蒿素的过程,发现激活的青蒿素可与疟原虫的100多种蛋白以共价键结合并使之烷基化,破坏疟原虫的诸多生命过程,从而杀死疟原虫。这个血红素激活的多靶点学说已得到国际抗疟学界的认同。在国家自然基金资助下,我们继续以多靶点学说为框架探索着青蒿素的重要靶标和相关通路,有望揭示青蒿素抗疟的深层机理并促进更有效地临床用药,同时也有望对于青蒿素的耐药现象做出合理的评估并寻求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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