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文化遗产在文化和精神领域的重要价值越来越得到国人的重视与认同，中国也在高等教育研究单位开设了相关课程，教育、研究与世界接轨。但是，公众观念认识的涵养与普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中国，不少遗产地与居民社区相重叠，协调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资源与社区公众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也是保护体系中的关注重点。如何让公众对于世界遗产形成自觉保护的意识、形成具有组织与秩序性的保护行为，这引发了柳文傲的持续关注。“全民文化遗产观念与理念的普及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这需要认知教育、相关部门的支持与倡导等多方合力。对于从事遗产保护工作的海归来说，让更多人理解文化遗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一份责任。”柳文傲说。
让老街重焕新机
留学归来后，柳文傲参与了包括首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北京城市副中心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复兴规划等在内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她看来，“协调”与“平衡”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也是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难点。这要求他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文化遗产保护，还要兼顾民生、经济发展等多方诉求，从而立足于地方特色和在地居民的真实需求，多重视角探究老街发展方向。
以北京为例，许多文化积淀深厚的城市片区都在老城，基础设施建设相对陈旧，整体城市肌理风貌、功能与人口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不少老街在建筑风貌上能够体现出多元化的时代特征，也是一段段光阴岁月的缩影，是珍贵的物质财富。
让老街重焕生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人口密度过高所带来的空间局促、文化功能活力有待提高暴露出历史文化深度挖掘不足的短板、一些公共空间被侵占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老旧小区、管理主体不清……
在柳文傲与团队成员看来，想要找到突破口，更好地展示首都历史文化风貌，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发力：一是做以人民为中心的规划，探索以人的真需求为关注点的历史街区复兴新路径，处理好遗产保护与改善民生的关系；二是促进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立法工作，促进管理体制机制研究，使共同参与到文化遗产工作中的各方依法承担保护职责；三是通过激励和保障政策，激活社会力量参与，从而实现文化遗产地的保护与整体复兴。
郑云飞：稻谷密码
一颗稻谷的寻根之旅
郑云飞研究的是稻谷起源与发展，他可以通过植物种子孢粉和植硅体的研究告诉大家，几千年前浙江人的餐桌上都有哪些主食、哪些水果与蔬菜。
2002年自浙江大学调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后，郑云飞很快就奔赴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现场开展植物遗存调查，发现了距今8000年的栽培稻谷遗存，将浙江栽培水稻的历史前推了1000年。2006年，他在上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栽培稻遗存，把水稻栽培历史上溯到一万年。2007年，他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河姆渡文化稻田。2009年，他发现了具有完善灌溉系统的良渚水田……一件一件，记录着近20年来郑云飞的考古足迹。
1996年—2002年，郑云飞分别在日本宫崎大学和国立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学习、工作，那段时间，日本考古工作者的敬业与对考古一丝不苟的钻研态度深深感染了他。海外工作交流的机会，让郑云飞有了详细了解日本考古方法的机会，也为他回国后进一步开展考古工作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也拓展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回国后，对我的考古工作也提出了新要求。我们常年在田野考古的第一线，材料多，一些考古研究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在涌现，这些也成为了我新的研究方向。”郑云飞说。
一颗稻谷，与人类社会的文化意义息息相关，在食物属性之外，它也在深深影响着人类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与文明发展。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国，稻谷的研究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劳作的反映。比如良渚考古，我们就在城里宫殿南面发现了巨大的粮食仓储区，里面大概有10万公斤的水稻。”郑云飞说。“考古并不单纯是探索具体形象的器物，还可以考证一段社会的发展史与人类的发展史，以及一种文明的形成过程。”
科技考古“今为古用”
河姆渡遗址、良渚古城遗址、灵山遗址……都能看到郑云飞的身影，迄今为止，他已对数十个遗址进行过植物遗存调查，获取了大量植物遗存，为进一步研究浙江史前社会经济史打下基础。
近年来，郑云飞带领的科技考古团队，在文物科技保护领域开展课题研究，为科学认识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进程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熟练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让史前考古更有了些“今为古用”的意味。
同时，科技考古本身也与国外交流密切相关，在郑云飞看来，留学归国人员能够在考古的跨学科研究中发挥更多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