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文两年前和老伴儿从老家山东枣庄到济南帮忙带孙子，对他来说，来到济南虽然“在家庭这个圈子享受到了天伦之乐”，但是“纵观再大一点的圈子，觉得自己疏远了亲戚朋友，自我封闭了”，没有人交流，没有朋友，对门的人都没有来往……提及外出尝试社交，他更是有苦难言。“我们这个年龄再重新建立朋友圈很难，也没有多余的时间，一整天都要看孩子，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
从南到北的地域跨度，让来自重庆巫山的邓阿姨在北京带孩子的日子并不舒畅。“我的重庆话别人也听不懂，出门问路都不方便。”
离开生活几十年的故土，“老漂族”往往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生活环境不适应的问题。
代际隔膜
“带孩子再苦再累我都能承受，但我不能受气。”在孙芳（化名）看来，带娃的日子并不舒心。这位来自山西的特级教师，2019年年初就从老家来北京帮子女照料生活，不仅包揽了所有家务，还换着花样做可口的饭菜，“每天累得腰酸背痛”，却常常不能得到孩子的关心，有时还要面对他们从工作中带回的“负面情绪”。“你想要什么孩子不知道，她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射到自己孩子身上了，但她想要什么我们当父母的都知道。”
不仅如此，“衣服穿多了还是穿少了”“发烧了是物理降温还是吃药”……育儿观念的差异也成为“老漂族”与子女之间的一大矛盾。
夫妻分离
三代同堂按理说应该是其乐融融，但调研发现并非如此，不少老年人忍受着漂泊异乡的孤独，有的甚至和老伴儿长年分居两地。
老年夫妻异地分隔的情况“老漂族”中也并不少见。自4年前来北京照顾怀孕儿媳开始，刘芳（化名）就与在老家江西工作的老伴儿过上了分居生活。老伴儿患有高血压，担心其身体的刘芳每日视频提醒他服药。然而，刘芳在京的日子里，老伴儿时常随意饮食，身体状态每况愈下。2019年春节后，老伴儿因身体原因突然过世，这使刘芳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常常夜里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流泪。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沈奕斐指出，在照顾婴幼儿时，由于缺乏相关的社会支持体系，双职工家庭往往需要一个照顾孩子料理家务的成员角色，而任劳任怨的父母往往充当了这个角色。从性别角度来看，由于女性承担家务更多，老年女性比男性更为“抢手”，这就导致随迁老人分居的问题。
异地医保
在随迁老人日常生活方面，异地就医始终是困扰他们的一大问题。来京生活7年的周卫国（化名）对此颇为不满：“除非住院，不然都得自己掏钱，出院以后花了多少钱只能返回当地再报，然而当地有的药费、床位费、门诊费不能报，除去这些以后才能报百分之几十。”
由于医保在老家，随迁老人生病就医往往要走繁杂的报销流程，常常面临“垫资跑腿”负担重、报销周期长等问题，再加上大城市医疗费用较高，即使报销后也还要花费一笔不小的开支。
针对异地医保的报销，近年来政府已着手推动各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试点工作，全国已有20个省区市开通了国家平台线上备案。然而，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还尚未普及至全国范围，对于随迁老人而言，“就医难”“就医贵”仍然是其当下面临的一大问题。
消费“升级”
对于一些随迁老人而言，因受户籍的限制，很多时候无法享受当地的优惠政策，而大城市物价要远远高于老家农村的水平，大城市的消费使他们“望而却步”。
“在城里钱少真是很难啊，随便吃顿早餐就几十元，以前在村里几块钱就能解决。”张成文来到济南前，他和妻子在枣庄经营着一家早餐店，为了带孩子，他们转让了早餐店，举家去了济南。没有了经济收入的老张对城市里的高消费难以接受。
数字鸿沟
2018年，在老家难以独自生活的杨为民（化名）追随老伴儿来到北京照顾孙辈。杨大爷不太会操作手机，每到需要扫码的地方心里都很排斥。“我都拿现金去超市买东西，他们好多地方又不收现金，东西都不会买了。”常常站在顶楼看飞鸟，成为无法使用智能手机的杨为民平日的消遣。
随着科技的发展，老人进入大城市生活往往面临“数字鸿沟”的问题，智能手机不会操作，微信支付记不住步骤，智能电器不会使用……这些“数字化”生活中的困难也造成了“老漂族”的不适应。
3.缘何而“困” 社会、家庭、技术多重变革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