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里乡亲”的熟人社会到城市社区的陌生环境，让“老漂族”成为“社区隐形人”。王艳表示，由于中国属地化管理、户籍制度的约束以及原生家庭的强大聚合力，“老漂族”的根仍在老家，各种社会身份也留在了老家，他们在流入城市后仍需要往返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同时，有别于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民工群体，因照顾子女生活而来的“老漂族”们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乡有着更深的眷恋。他们大部分来自小城市、县城、乡镇这样的“熟人社会”，流动到城市后，尽管能与家人团聚，但社会交往的被迫突然切断，以及城市商品房社区邻里关系都让他们容易感到孤独。加上“老漂族”受年龄、知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比较差，日常生活被照顾孩子挤占，社交网络的断层，使得他们逐渐成为公共生活中被边缘化陌生化的人。
从“家庭权威者”到“家庭参与者”的变化，让“老漂族”易产生心理落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教授李玲指出，我国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数量增多，众多80后独生子女接受教育后留在城市工作、成家。然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和婴幼儿照护服务供给不足，使年轻人面临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面对这种状况，两代人选择“抱团取暖”，老年父母选择流入子女家庭所在的城市，在经济、精力等方面继续奉献。
“过去40年的社会巨变也带来新型的家庭关系，家庭的物质、精神生活供给中心已经由祖辈转变为孙辈（所谓的‘家庭下行主义’），爱、照顾和家庭资源都是由上往下的。”“老漂族”作为子女核心家庭的外来者，常常会面临代际冲突的问题，沈奕斐认为，市场经济时代，老一代过去拥有的权威得到削弱，而对于以“照顾者”的身份进入城市子女家庭的“老漂族”而言，代际关系的重心下移到儿孙辈的身上，他们经历着从“家庭权威者”到“家庭旁观者”的转变，逐渐成为一个事事靠后、容易被忽视的家庭边缘人，如果无法得到子女的关心与重视，就会使得老年人产生严重的心理落差。
沈奕斐还强调，在文化变迁中，父母和子女两代人生活经历、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育儿理念上的分歧，往往容易在窄小的平台空间上形成冲突，这也增加了随迁老人在子女家庭中的不适应感。
从遵循“传统经验”到“后喻时代”的转变，使“老漂族”成为信息时代迷失者。庄曦强调指出，数字化信息技术的普及打破了“前喻文化”（晚辈向长辈学习）之下的知识传递方式。不少随迁老人在晚辈的帮助下，学会了微信聊天、收发红包，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文化反哺在技术接触的层面效果较好，但在知识信息、文化理念等深度交流层面较为欠缺。调研中发现，子辈家庭成员与老人的微信朋友圈互动不多，有的子辈甚至会将家中老人屏蔽在朋友圈之外。
“智能手机和移动社交媒体的发展和普及对处于边缘地位的老人纳入社会网络节点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提高他们在高速流动、个体化进程持续推进的现代社会中的适应性。”王艳认为，对于无法使用智能手机和移动社交媒体的“老漂族”而言，这可能将进一步造成他们与社会网络的脱离。
4.多管齐下 为“老漂族”织密社会支持网络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拓宽福利覆盖面，既要增强对随迁老人的正式制度支持，又要加大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投入力度。总的看来，“老漂族”能够享受到所在地一定的养老服务与养老保障，但也存在一些政策方面异地衔接的困难。对此，应进一步解决横亘在城乡户籍间的壁垒，持续推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化，切实让代际支持型随迁老人享受到诸如公交出行、公共文化服务、医疗保健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避免因经济、身体方面的原因造成家庭照料供给不足。
此外，李玲指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随迁老年人照顾孙辈的压力倍增。“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进一步改善婴幼儿照护服务供给，发展婴幼儿照顾服务机构，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随迁老人抚育幼儿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