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不少山洪沟下游处设有雨量站、水位站等监测设备，它们收集到的数据自动传输至各个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系统。一旦发现数据超过正常数值，村镇干部、监测员就通知、组织群众转移。
在雅安市雨城区多营镇殷家村，村里几处显著位置，挂有撤离路线指示箭头和转移路线指示牌。指示牌上标有转移范围、责任人和联系电话，顺着指示箭头，便可走到殷家村村委会。
“村民家墙上还有转移撤离图，简单明了，大家一看就晓得往哪里跑。”殷家村副主任殷平富说。
但是山洪地质灾害有隐蔽性和突发性，有些地方降雨达到临界值再开始转移，不一定来得及。谭小平介绍，在极高风险区域，四川采取“预报转移”方式，气象发布预报时，就要求组织这些区域人员提前进行转移，“虽然那个时候可能降雨还没开始，但必须通过避让的措施来尽量保障人员安全。”
采访中，基层水利干部和工作人员普遍向记者反映，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治理，需要非工程措施与工程措施相互配合才能起到最大作用，“但现实情况是，河堤等工程性措施建设较为欠缺，让防灾减灾的效果大打折扣”。
目前，工程措施建设面临巨大资金缺口。据了解，修1公里的堤防，如果建设标准为洪水十年一遇的话，需要投资500万元左右，不少地方只能分期分段修建。四川共有3000多条山洪沟，但鉴于所争取到的资金，目前只对88条进行了治理。
据介绍，各个市州报上来的项目，省上一般从隐患的严重程度、每年致灾情况、治理难易程度等方面统筹考虑，去争取、分配资金。
2019年8月20日，受强降雨影响，汶川县多地发生山洪泥石流。时隔将近一年，记者在绵虒镇板子沟看到，去年泥石流冲刷的石块如一座座小山般沿河沟堆积，700余亩的耕地和林地至今仍无法耕种。
这条岷江上游右岸的一级支流有15余公里长，落差为3730米。“去年泥石流导致岷江改道、高速路中断。”汶川县水务局局长毛旭说，“但由于缺乏资金，目前只完成了疏浚河道。”
除了板子沟，绵虒镇还有登溪沟、草坡沟、簇头沟。去年的山洪泥石流灾害导致该镇17个村、将近1万人受灾。
“灾害后，我们向省上申报了近一个亿的防洪治理项目，最终批下来的防洪治理工程只有3300万左右。”毛旭说，“这也能理解，每个县都有山洪沟要治理，但大盘子就那么多资金，省上也要统筹考虑。”
“隐患在哪里”和“什么时候发生”仍是两大难题
基层水利部门和专家表示，针对四川洪涝灾害和地质灾害相伴而生的特点，应该提升技防水平，并加强水利、自然资源、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完善防御体系。
在四川，山洪泥石流灾害点多面广，隐蔽性强，识别难度大，监测预警人员能力不一。此外，小的山洪沟大多上游在高山峡谷地区，没信号、没电，很少安有监控设备，再加上不少已安装的监测设备老化严重，“隐患在哪里”和“什么时候发生”仍是两大难题。
毛旭等基层干部认为，除了加强“人防”外，更应该提升技防、智防能力，如在无人区加强智能雨量监测站建设，引入专业团队、技术，实现对隐患点地表的动态变化监测等。
在山洪沟治理的工程措施中，自然资源部门建设的拦挡坝，可以拦截山洪暴发时冲刷的树木、石块等固体物质，防止沟道淤积、桥涵壅塞而影响洪水宣泄。而水利部门负责的堤防、护岸等，可减少洪水对河道的破坏，并尽量让洪水沿河道流动。
在建设资金有限的情况下，相关部门如何配合实现治理效果最大化，成为应重点考虑的问题。
虽然还没有相应机制，汶川县水务局与自然资源局已在日常汛情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探索。
县域内雁门沟经历了2013年7月10日、2019年8月20日等几次山洪泥石流灾害。水务部门去年没有申请到对该山洪沟的治理资金，自然资源局在建设完拦挡坝后，又统筹修了800米左右的堤防，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建设的缺口。
“虽然是不同部门，但目的一样，都是防灾减灾。”汶川县自然资源局局长陈代军说。
此外，基层人员认为，对山洪沟进行有效治理，需要从恢复山体植被，防止水土流失的层面进行构建。
汶川地震后，四川通过国际合作，启动了“林业治山”地震灾后森林植被恢复项目。该项目采用“先固山后造林”的理念和模式，对脆弱生态进行综合修复，即通过工程措施稳定治理山体地质灾害开展“治山”，用工程生物措施治理水土流失进行“固土”，用现代植树造林与恢复植被工程完成“植绿”，兴修整治防洪水利工程涵养林地实现“涵水”。经过几年发展，这些“林业治山”项目经受住了泥石流、地震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