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遇好是組織給的，有標準也要省著用”
周智夫的家在海澱區清河某干休所，是2008年搬進來的，盡管面積沒有達標，他卻一直很滿足。
據干休所第一任政委朱南璋回憶，1984年干休所組建之初，由于配套設施不完善，一些同志不願搬進來。
“我先搬！”周智夫第一個站出來︰“組織分配的住房，每一平方米都飽含黨的關懷。”他還勸說大家要感恩組織、服從安排。
一樓衛生條件差、采光效果不好，很多人都不願意要。朱南璋找到周智夫，他二話沒說就領取了一樓的鑰匙。
眼看就要搬家了，朱政委又面帶難色找他商量︰“老周啊，二樓有位老同志腿腳不方便，您看……”
明白了朱政委的意思後，周智夫痛快答應︰“只要能為組織分憂解難，我住哪都一樣。”
參加革命以來，從東北到華東、從華東到西南、從西南到華北，周智夫幾次跨省調動，經歷10余次部隊整編、20多次崗位變換，始終率先垂範。
婁淑珍說︰“老周一輩子最愛唱的歌就是‘毛主席的戰士最听黨的話，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艱苦哪兒安家’。”
隨著職務的提升，周智夫給自己定下了為組織多著想、多分憂、多添彩，對組織少提要求、少講條件、少添麻煩的“三多三少”原則。即便離休後，也從未向組織張過口、伸過手。
作為抗戰時期的老干部，國家給予了周智夫很好的生活保障，可他卻常講，待遇好是黨對老干部的關心，但我們不能可著勁兒用。在住房、用藥、用車上，他對自己有著近乎苛刻的要求。
離休多年，他一直住著90平方米的公寓房，直到2008年才搬入102平方米經適房。
在用車上要求更嚴。2012年暑假，周智夫的大孫女帶著孩子來北京看望他，期間小孩感冒發燒急需到醫院治療，孫女背著爺爺向所里要了車。周智夫知道後嚴厲地批評︰“我們家從沒因私事用過公車，你這樣做壞了規矩，以後不能這樣子，否則就別再來了！”隨後，他自己掏錢補交了車費。
遲暮之年，周智夫落實待遇標準更加嚴格。他每年實際藥費連標準的一半都沒用到。他常說︰“待遇是組織給的，有標準也要省著用。”
2014年7月，周智夫的骨質疏松病情加重，接連發生兩次壓縮性腰椎骨折。遵醫囑，衛生所購買了兩種進口藥。見藥品的外包裝跟以前的不一樣，周智夫認真詢問究竟，得知“這是治療用藥，符合規定”，才放心使用。
今年2月22日，周智夫的病情稍微好轉，便對家人說︰“我在醫院多住一天，就得多花好多錢，咱盡快回家吧。”女兒告訴他不用花個人的錢，他听後很不高興︰“公家的錢也不能隨便花，而且更要省著花。”
“公家的便宜，一丁點都不能佔！”執行公私分明的家規，周智夫有時候近乎無情。
他常給老伴交代，咱倆醫療保障標準不一樣，我的藥你不能用。一天晚上，老伴的阿司匹林用完了，跟周智夫商量用一下他的藥，他很認真地說︰“藥可以借給你，但你要記住，買藥後必須及時還給我。”
面對不解，周智夫說︰“我的藥是公費保障的，可不能‘一人公費醫療，全家免費吃藥’。”他經常教育子女︰“共產黨照顧咱們那麼好，咱再佔公家便宜，晚上會睡不著覺。”
“小事見精神、見境界、見政德。”干休所退休老干部于桂生說，艱苦奮斗易在一時、難在一世，周智夫無論為官一任還是離職休養，始終做到建功不貪功、有功不居功，帶頭立起了共產黨人的好樣子。
“不留金不留銀，只給後代留精神”
在周智夫的家里，上世紀60年代的立櫃、70年代的木床、80年代的折疊飯桌，這些在今天已經很少見的簡陋陳設，默默講述著主人的一生勤儉。
周智夫的老伴一直沒有工作，幾個孩子上班前，一家人全靠他的工資生活。離休後，雖然待遇提高了，但他生活依然簡樸，家里也沒有添置高檔電器、貴重家具。
周智夫日常開支很節省，花每一筆錢都要記下來，翻看他的記賬本，平均每月開支僅幾百元。他說︰“勤儉節約是傳家寶，我們要為年輕人帶好頭。”
“不留金不留銀，只給後代留精神！”與周智夫相濡以沫77年的婁淑珍說，“老周一輩子沒給兒孫掙得什麼金銀財富，卻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上世紀70年代，周智夫調任北京，這個時期，幾個子女正值就業的年紀。身居重要崗位的周智夫並沒有在子女問題上打過一聲招呼。
兩個兒子參軍入伍、退役安置，三個女兒工作分配、插隊下鄉，都靠的是個人努力。最終，5個子女分別落戶在重慶、江西、江蘇和北京四地工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