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国债现货规模看，何卓乔认为，327国债期货事件发生时，“327”国债期货对应的现货只有246.79亿元，即便是采用混合交收的方式，当时可供交割国债的实际流通量不过650亿元，而且整个国债存量也不过1020亿元，市场屡次出现持仓总量超过了国债的实际发行量的情况。现在我国国债存量达到7.8万亿，而且由于国债期货采取标准券规则，可交割债券总量在1万亿以上，这就大大降低了逼仓的可能性。
从投资者结构看，当前的情况也与90年代迥然不同。何卓乔指出，90年代初，我国的证券期货市场刚刚起步，市场上罕见机构投资者，大户以及资本大佬成为国债期货市场主力军，加剧了国债期货市场的投机风险。目前，包括公募基金、保险资金、QFII、券商自营等机构投资者已经发展壮大，这些机构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并在金融市场上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从股市行情走势也可以看出，2005年以前的股市走势与国家经济发展基本脱节，但从2006年开始，股市走势与GDP、工业增加值等数据高度相关，说明投资者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价值投资渐成市场主流。
从法制环境看，当时的国债期货市场法制不健全、风险监管体系也不够完善。当时，我国资本市场处于草创时期，配套的法律制度并未完善，《证券法》尚未出台；国债期货的交易制度方面也存在许多缺陷，未能确立或有效执行涨跌停板制度、保证金制度、逐日逐笔清算制度、持仓限额制度以及强制平仓制度等，导致了交易秩序紊乱，违规操作、内幕消息频出，人治重于法治。相较彼时，法律体系、监管体系及风控管理已初步成形，并不断完善，从根源上堵塞了违法、违规操作的渠道。
此外，国债期货仿真交易一年来运行平稳，也表明国债期货推出时机已然成熟。何卓乔指出，国债期货仿真交易的先行开启以来，期货会员共计178家参与，包括十几家银行，目前仿真交易客户达到1万多家，日成交数据约4-5万手，持仓量稳定在10万手左右。技术表现较合理，性能较稳定，特别是2013年以来，仿真交易渐趋理性，为国债期货的顺利推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