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软件工程的全部经验中，Brooks定律占据着统治地位，它来自于Fred Brooks的经典著作《人月神话》。 Brooks推测，如果开发成员数目为N，工作量会呈N倍增长，但复杂性和bug率会以N 2增长。N 2体现着各开发者代码之间的通信路径（以及可能的代码接口）。对于一个有数以千计贡献者的项目，Brooks定律预言它必然会成为怪异不堪、难以驾驭的一团乱麻，但不知怎地，Linux社区打破了N 2效应，他们做出了质量高得惊人的OS。我决心要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4）齐心协力 + 另类激励Weinberg引用了19世纪俄国无政府主义者Pyotr Alexeyvich Kropotkin所著《一位革命家的回忆》（Memoirs of a Revolutionist）中的一段，很好地诠释了这个问题：“我成长于一个农奴主家庭，在投入积极生活之时，像那个年代所有年轻人一样，我非常相信命令、指示、斥责、惩罚等行为的必要性。但当我早期不得不管理重要事业并和（自由）人打交道时，在任何错误都会立刻导致严重后果时，我开始感悟到按“命令与纪律原则”行事和按“共识原则”行事之间的重要区别。前者在军队检阅时的作用令人钦佩，但在真实生活中却一文不值，想要达到目标，必须要靠众人的齐心协力。”“齐心协力”正是Linux这种项目所需要的。
GNU Emacs编辑器是一个极端的、有启发性的例子，尽管该项目的人员流动率很高，从始至今持续起作用的只有一人（Emacs的作者），但15年来，仍然有数百名贡献者投入努力，他们合作造就了一个统一的架构体系，还没有哪个闭源编辑器能匹敌这样的长寿记录。
Linux黑客们致力于最大化的“效用函数”，其目的并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经济价值，而是自我满足和黑客声望这些无形的东西。（有人把这种动机称为“利他”，但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利他”本身是“利他者”自我满足的外在表现。）
若论激励效果，问题自身的魅力比单纯的金钱要有效得多。
1997年首版的“大教堂与集市”文章结束于上面这个展望：由程序员和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快乐的网络部落，战胜和压倒了等级森严的传统闭源软件世界。
现在看来，开源成功的一个最重要成果，就是告诉我们，“玩”是创造性活动中最具经济效能的工作模式。
但传统开发管理是对缺乏激励的程序员们的必要补充，否则他们不会干得很好。
3、两者混合卓越程序员们有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建设性懒惰”，他们知道人们要的是结果而不是勤奋，而从一个部分可行的方案开始，明显要比从零开始容易得多。以 Linus Torvalds 为例，他并没有尝试从零开始写 Linux，而是以重用 Minix（一个用于 PC 机的迷你型 UNIX 类操作系统）的代码和理念作为开始，虽然 Linux 中所有 Minix 代码最终都被移除或重写，但它在 Linux 成长初期确实起到了类似脚手架的作用。
好的软件作品，往往源自于开发者的个人需要。
优秀的程序员知道写什么，卓越的程序员知道改写（和重用）什么。
不只是Emacs，还有其他一些软件产品也使用了两层架构和两级用户群，内核使用大教堂模式开发，工具箱(toolbox)使用集市模式开发，
三、开垦心智层 1、开源文化 （1）许可证Richard M.Stallman（RMS）创立的自由软件基金会（FSF），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支持了大量的开源项目，包括Emacs和GCC——它们至今仍然是互联网开源世界的基础，而且看起来将继续保持这个地位。多年来，FSF是开源文化唯一的最为重要的焦点，它产生的大量工具，仍然对开源文化至关重要。
FSF的许可条文“通用公共许可证”（GPL）表达了FSF的态度。
更多许可证区别可以参考我文：《MIT / BSD / Apache / LGPL / Mozilla / GPL 区别》
（2）实用派 与 纯粹派实用派更看重它是否有好的工具和玩意儿，而不太在乎是不是反商业，他们会使用高质量的商业软件而不会产生价值观上的排斥。
直到1993至1994年，由于Linux的爆发，实用派才找到一个真正有力的基础，尽管Linus Torvalds从来没有反对过RMS，但他树立了一个友好对待商业Linux成长的榜样，他公开支持在特殊用途上使用高质量的商业软件，并对黑客文化中的纯粹派和狂热人士予以适度的调侃。
完全反商业化的纯粹派，越来越发觉自己成了少数派。
开源文化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他们的实践并不一致。文化是有适应能力的机器，开源文化会对一系列可识别的动力和压力做出反应。通常，文化对其所处环境的适应，既反映了其自觉的意识形态，也反映了其隐藏的、无意识或潜意识的认识。而无意识调适和其意识形态的不一致，是很常见的现象。
2、开源的激励动力 （1）编程乐趣精湛工艺（craftsmanship）带来的单纯快乐是黑客首要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