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卿,青州市五里镇宋旺庄人,生于1898年。他在继承父业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民族工业,30年代初,在天津创办了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抵羊”牌毛线。由于经营得法,蜚声全国,宋��卿也逐步成为天津实业界头面人物。天津解放初期,受到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的亲切接见。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抵羊”牌商标的诞生
1932年4月,东亚公司开业不久纺出第一批毛线后,宋��卿提出应该起一个响亮的、体现国人志气的商标。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久,开始对我国进行疯狂的侵略,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广大民众纷纷起来抵制日货。属下提出:何不命名为“抵洋牌”?宋��卿当时很赞成这个建议,但继而一想,这个商标的词义太直露,很可能招惹麻烦,经过慎重考虑,宋��卿感到不如隐讳一些,将“抵洋”二字改为“抵羊”,一语双关,较为妥贴。商标确定下来后,图样设计了几稿均不理想。后来,宋��卿想出一个办法,回到青州家乡一个放羊人那里,借来两只羊使之相抵,拍成照片后,由画师按照片绘制而成。后来,这个“抵羊”商标一直沿用至今。
宋��卿看准当时举国上下的抗日热潮,突出宣传“抵羊”牌毛线是“国人资本,国人制造”,使用国货是具体的爱国行动。他充分利用报刊、电台、霓虹灯做宣传,并特别注意举办产品展览会。凡有国货展览会,东亚公司必定参加。在展览会上,除出售一部分产品外,还将毛线生产的程序一一介绍给参观者,并且在展览会上传授编织毛衣的技术及花样。这种别具一格的促销手段,很能引起观众兴趣,达到了扩大销路的目的。由于加大宣传力度,很快,“抵羊”牌毛线就尽人皆知,全国驰名,销路迅速打开。1933年以后,全国城镇代销处达650余家,1933年总销量为60万磅,1934年为90万磅,1935年为120万磅。
难忘的会见
1949年4月,三大战役之后,天津刚解放不久,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进行了他那在后来曾横遭诽谤、刻骨铭心的天津之行,而导火索就是宋��卿。
刘少奇同志的天津之行,负有重大使命。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西北坡举行,会议制定了在全国夺取胜利,建立新政权的总方针和政策,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为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积累经验,党中央便派刘少奇到刚刚解放三个月的华北第一工商重镇天津考察。
在天津期间,刘少奇参观了许多企业,广泛接触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各阶层人士,他还拟定了《天津工作问题》调查提纲,其中第二页就是“找各厂厂长和工程师谈话”。
4月19日,刘少奇邀请天津市著名资本家李烛尘、宋��卿、朱继圣、资耀华等座谈,详细解释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阐明了党中央提出的“四面八方”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目的。与会者纷纷发言,反映情况,表明心态。刘少奇鼓励他们办好厂、多办厂。这个会对于安定资本家的情绪,去除顾虑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4月21日,刘少奇到东亚公司视察。当时,东亚公司有4个分厂,其中毛线厂、麻厂、药厂在天津,毛纺分厂在香港。公司有1000余名员工,在天津纺织界颇有影响。这天,宋��卿向刘少奇呈上了自己撰写的一份数万言的生产计划―――《我的梦》。这是一本装帧考究,印制精美的小册子,是宋��卿30年执着追求的一个目标。文中,他提出东亚要发展到十家大型生产厂的计划,分析了以天津的经济地位和作用吸引资金、利用原料的有利条件；分析了毛、麻、棉、丝等原料的分布、生产、供给情况；提出利用国有资源,发展国货生产,以纺带织,以织带制,积累资金,逐渐扩大,从纺织到纺织品的加工制造,诸如针织、成衣等,形成系统,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一套完整的、宏伟的构想。
当时,刚解放的天津百废待兴,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市内大量灾民和失业者的救济与安置工作。据调查,在天津的三十万产业工人中,到解放前夕,失业者就达到十万人。当时东亚也有200余人因失业流落于街头。这些工人组织了工人失业会,多次找宋��卿要求回厂复工,但因原料不足,生产还不正常,宋��卿不愿背上这个“包袱”。当失业工人得知刘少奇视察东亚,便推选代表,请刘少奇同志接见并提出复工要求。
刘少奇看了宋��卿的《我的梦》后,认为是个解决失业工人复工的机会。就对宋斐卿说:“你这个计划很好。你不是要发展工厂、发展生产吗?现在有这么多工人你怎么不要?”宋��卿回答:“我不愿多剥削了。”这显然带有牢骚情绪。原来,解放初期,劳资纠纷由于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被唤醒,同时又处于朴素的认识阶段,更受到农村土改运动方式的影响,变得极其尖锐。刘少奇洞察到要稳定民族工商业者,要发展生产,要落实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简单的“剥削”和“反剥削”概念是个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