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营销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
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张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
张謇。
中国第一个拥有城市规划的近代城市，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所盲哑学校，第一个纺织学校、水利学校、水产学校、航海学校、戏剧学校，第一个公共博物馆，第一个气象站，第一个测候所。这些第一，都跟张謇有关。
张謇（1853-1926），江苏通州（今南通）人，晚清状元，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他终生抱定“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信念，是我国早期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先驱者。
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让刚刚高中状元的张謇无比的愤慨和忧虑。他在日记中写道：“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
“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在落后挨打的现实面前，张謇认为只有发展民族工业才能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回到家乡创办大生纱厂，开始“实业救国”的实践。
“天地之大德曰生”，“大生”二字，寄托了张謇的理想——天地间最大的政治是国计民生。开工一年后，大生纱厂就获利2.6万两白银。此后，张謇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创办了油厂、面粉公司、肥皂厂、纸厂、电话公司等20多家企业，构建了一个轻重工业并举，工农业兼顾，功能互补的地方工业体系，一度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民族企业集团。
在努力发展实业的同时，张謇逐步形成“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思想体系，并将自己在大生纱厂中的全部工资与部分红利捐作教育、慈善及地方公益经费。1903年4月，张謇创办了我国近代第一所独立设置的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到1924年，他在南通地区共创办小学370余所、中等学校6所、高等学校3所，初步形成了以基础教育和农、工、商、科技为中心，包括学前、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在内的较为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
卢作孚：“中国船王”的“救国公司”
卢作孚。
一张写满字的床单，记录了一位实业家的拳拳救国心。1938年，武汉失守后，为了鼓舞员工紧急调运9万吨战略器材，卢作孚撕下床单，写下“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挂于船舱。在卢作孚和船员的努力下，这些战略物资及时入川，完成了“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大撤离。
卢作孚（1893—1952），重庆市合川人，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毕生致力于探索救国强国之路，在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都曾作出巨大贡献。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外国公司开始逐步垄断长江航运，令国人深感屈辱。1925年，卢作孚集资创办民生公司，以期“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为了打破外国公司的垄断，卢作孚采用“化零为整”的方式，先后合并和收买了大批中外轮船。经过不懈的努力，他将曾经不可一世的外国轮船公司逐出了长江上游。新中国成立前，民生公司已拥有员工9000余人，江海船舶148艘，成为当时中国最大、最有影响的一家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也被海内外誉为“中国船王”。
抗战爆发后，卢作孚立即向全公司发出号召：“民生公司应当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在他的指挥下，民生公司全体员工英勇投入到紧张、艰险的抗战运输中去。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宜昌积压了大批难民和从沦陷区运来的几乎包括了全中国的航空、兵器及轻重工业的机器设备，急待撤往大后方。当时还有40天就是枯水期，而可供运输的仅民生公司20余艘轮船和几艘其他公司的轮船，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完成运送。面对日本飞机的不断轰炸和节节逼近的日军，卢作孚下令采用“三段航行法”，即除了最重要的军用物资及不宜装卸的大型机器设备直运重庆外，其他物资一律分段运输，使航程缩短了一半或大半。各轮船多装快运、分秒必争，硬是在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将全部难民和机器设备安全撤离宜昌。
陈嘉庚：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陈嘉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