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韦诺
香港中文大学“大中华地区的政府与政治”硕士
2020年出现了很多“第一次”。
多日来各方势力猜测之后,政府终于宣布援引《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将原定于9月6日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押后一年,定于2021年9月5日举行。
相比以往,这届立法会选举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是前所未有的。在中美角力之下,选举已非单纯属于香港内部事务,而是外部势力联合香港反对势力,试图夺取香港管治权,并将香港变成压制中国的棋子。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变化不断,由两个月前逐渐缓和,突然在7月急剧恶化,出现连接多日平均每天本地确诊个案超过一百宗的情况,存在着社区大爆发的征兆。
在新冠疫情严峻之下,政府考虑到投票日存在人流聚集导致交差感染的风险、居家检疫人士及长者难以外出投票、参选人无法进行拉票活动,以及在海外及内地的香港合资格选民无法回港投票等情况,决定押后选举。可见,政府押后选举的理据非常充分,而且是负责任的做法。
押后选举对爱国阵营的影响
政府押后选举的消息公布后,爱国阵营总算松了一口气。平心而论,爱国阵营的选情确实颇为严峻。
虽然《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众多“港独”组织解散,领袖们宣称与港独“割席”、宣布退出政治,甚至逃到海外,自称为“黄色经济圈”的商店纷纷撕走宣传品,黄营支持者则进行“扫黄行动”,将个人社交平台帐户发表过的政治言论删除,而街头运动亦大致上平息,反对势力的政治能量看似大大减弱,但总体上民情并没有太大改变。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在5月下旬进行的民调,有近一半受访者对特区政府及警方的信任度为0分,有超过4成受访者对“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落实情况的满意度为0分,虽然民意调查也会有倾向性,但这一数据多少还是能显示出,支持反对势力的民情仍然存在。
新冠疫情更对爱国阵营的选情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首先,面对着严峻的新冠疫情,为了减少人群聚集及接触,爱国阵营许多传统拉票活动被逼停止(例如摆设街站、组织聚会活动等等)。
由于爱国阵营支持者比较年长,不太熟悉或习惯使用电子产品(反过来又导致爱国阵营一直忽略发展网上宣传,直到修例风波爆发,网上才逐渐出现爱国阵营的宣传频道及专页),所以一直很依赖传统拉票活动向选民宣传,在疫情之下,无疑大大影响选举工程。
另外,疫情无疑冷却选民的投票热情。本来年长选民的投票积极性相对年轻选民来说较低,试想想,要老人家在酷热天气下花费时间排队投票,是多么辛苦的事。根据上一次区议会选举的经验,反对势力的支持者更会重复排队,增加长者的排队时间。所以,爱国阵营增设“关爱队”的建议是有道理的,但选举管理委员会已明言拒绝。疫情严峻的情况下,长者更加不愿冒险出门。事实上,要长者面对感染风险下冒险出门投票亦非负责任的做法,因为长者免疫力低,人群聚集容易受感染。
此外,按照现时的疫情发展,相信粤港两地互认的健康码基本上不可能在9月选举前推出。现时约有数十万在内地居住的香港居民无法回港投票。
更何况,现时疫情急转直下,出现大规模社区爆发的情况,港府被指抗疫不力(例如豁免检疫人士的措施出现漏洞、无法提高检测能力等等)。事实上,爱国阵营一直存在“有辱无荣”的情况。简单来说,就是当政府表现好的时候,无人会将成就归功于爱国阵营;但当政府表现差劲时,市民自然将责任归咎于爱国阵营,把对港府的不满,转移到爱国阵营身上,将其视作港府的代罪羔羊。现时港府的抗疫工作表现,肯定会对爱国阵营的选情造成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严重打击香港经济,各业界纷纷要求议员向政府争取更多补助,但政府毕竟资源有限,肯定不可能完全满足各个受影响业界的需要,当政府没有向某某业界派补贴,或者被感觉派得不够,往往会导致业界不满,觉得代表业界的议员无法协助他们,而功能界别议员大多为爱国阵营人士,无疑损害爱国阵营的选情。
押后选举对反对势力的影响
至于反对势力,当然是对押后选举咬牙切齿,十万个不情愿。在他们眼中,无论如何都要如期举行选举。本来,反对势力的“阳谋”是打算在立法会夺取过半议席,然后否决所有政府议案,以达到“揽炒”。
“押后选举”能否挽救选情?香港爱国青年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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