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既然选举主任已根据他们的言行,断定他们不可能真诚地拥护《基本法》,不可能履行立法会议员职责,那么他们现有的议员资格会否有所影响呢?
假设中央将今届立法会任期延长一年,议席则按照今届分布而成。那么,现届全体议员为66,爱国阵营的议席有42,接近全体议席三分之二,而反对势力则有24,超过三分之一(反对势力固然希望为空缺议席进行补选,但补选本身就违背押后选举的原意)。那么,不少关键议案如政改方案、谴责议员议案、《基本法》23条立法等,均需要全体议员的三分之二通过(因此反对派一直强调维持三分之一议席的“关键否决权”)。假如被选举主任裁定参选资格无效的现任议员的资格出现问题,反对势力的议席减少4个(全体议席变成62,反对势力只剩20个),那么爱国阵营就坐拥三分之二以上议席,这可能就成为突破困局的契机。
传统泛民的尴尬
现已贵为港区人大代表的艺人邝美云,她的名曲《再坐一会》是这样唱的:
“再坐一会 但愿能再坐一会
既要别去 且尽量尽量逗留 日后亦无悔”
按照以上预测,上届议员的议席很可能会被延长一年,或者中央按照上届议员名单重新任命成立临时立法会。这样一来问题就大了,传统泛民到底应否“再坐一会”,接受任命呢?会否被激进派指责恋栈议席,背叛手足,不愿“同上同落”呢?
事实上,在大规模DQ之中,民主党所有参选人均没有被DQ,甚至选举主任连问也没有问他们的立场,已惹来激进派的怀疑。假如传统泛民继续留在议会,无疑会加深其与激进派的分化。然而,假如传统泛民拒绝延任,变相导致议席分布对爱国阵营大大有利,很多议案均可在缺乏他们投反对票的情况下得到通过。
黄之锋等激进派被DQ,图片来源:推特
破局的契机?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指出:将选举押后一年,过程中可以发生很多事情,未必有利于反对势力。当然,也不一定有利于爱国阵营。不难看出,各方势力将会把握这一年时间重整旗鼓,增加自身的政治力量。
现时尚未得知,到底一年后的选举会否容许重新提名,还是沿用提名期完结后的出选名单?如后者,出选名单中有不少反对派参选人有刑事案件在身。根据《立法会条例》,如任何人因犯罪而被判监逾三个月,相关人士于五年内不得参选。这一年到底他们会否被定罪,甚至已在牢狱之中呢?这无疑会影响反对势力的出选安排。
另外,现时尚未得知,一年真空期之中会否再次进行选民登记,而选民登记数字将大大影响选举。当然,不论是否容许选民登记,爱国阵营和反对势力均会把握这一年改变政治形势。
就反对势力而言,押后选举当然导致他们的气势受挫,须知道政治就如战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不过,反对势力多了一年培育新人,为被DQ者寻找“转世灵童”,以及落区深耕细作,持续累积民怨,为一年后做好准备。
另一边厢,面对着新冠疫情、中美博弈,以及可预见的经济衰退,爱国阵营仍然面对着重大挑战(反对势力只需要反对,根本不需要思考如何建设)。押后选举不会令这些问题消退,更不会直接改变双方阵营的政治力量。如何把握这一年争取民心以改变民情,是爱国阵营的最大任务。
一直以来,反对势力乐于利用诉诸恐惧及仇恨来刺激市民行动,不论是投票还是街头抗争,这次他们亦尝试挑起市民对《香港国安法》的抵触情绪,以及对港府抗疫工作的不满,从而动员支持者投票。另外,情绪勒索亦是反对势力善于运用的手段,我们不难听到反对势力有关“你不投票支持我,你就是无良知的'港猪'!”等说法。
在这届选举中,爱国阵营的宣传手法也采取了类似反对势力的方法,尝试挑起选民对“揽炒”的恐惧。平心而论,要在竞争性选举胜出,其中一个关键在于参选人能否抓住选民最关注、最能刺激他们情绪的议题,而“揽炒”对香港的破坏是实在且深远的,市民对“揽炒”的反感亦并非天马行空地建构出来,因此爱国阵营采取这种宣传及动员手法不无道理。
然而,尴尬之处在于:爱国阵营在谴责反对势力“揽炒”时,欠缺提出愿景及对未来的规划及方案,无疑对宣传效果大打折扣。
“押后选举”能否挽救选情?香港爱国青年这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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