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出现了很多“第一次”。
多日来各方势力猜测之后，政府终于宣布援引《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将原定于9月6日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押后一年，定于2021年9月5日举行。
相比以往，这届立法会选举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是前所未有的。在中美角力之下，选举已非单纯属于香港内部事务，而是外部势力联合香港反对势力，试图夺取香港管治权，并将香港变成压制中国的棋子。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变化不断，由两个月前逐渐缓和，突然在7月急剧恶化，出现连接多日平均每天本地确诊个案超过一百宗的情况，存在着社区大爆发的征兆。
在新冠疫情严峻之下，政府考虑到投票日存在人流聚集导致交差感染的风险、居家检疫人士及长者难以外出投票、参选人无法进行拉票活动，以及在海外及内地的香港合资格选民无法回港投票等情况，决定押后选举。可见，政府押后选举的理据非常充分，而且是负责任的做法。
押后选举对爱国阵营的影响
政府押后选举的消息公布后，爱国阵营总算松了一口气。平心而论，爱国阵营的选情确实颇为严峻。
虽然《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众多“港独”组织解散，领袖们宣称与港独“割席”、宣布退出政治，甚至逃到海外，自称为“黄色经济圈”的商店纷纷撕走宣传品，黄营支持者则进行“扫黄行动”，将个人社交平台帐户发表过的政治言论删除，而街头运动亦大致上平息，反对势力的政治能量看似大大减弱，但总体上民情并没有太大改变。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在5月下旬进行的民调，有近一半受访者对特区政府及警方的信任度为0分，有超过4成受访者对“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落实情况的满意度为0分，虽然民意调查也会有倾向性，但这一数据多少还是能显示出，支持反对势力的民情仍然存在。
新冠疫情更对爱国阵营的选情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首先，面对着严峻的新冠疫情，为了减少人群聚集及接触，爱国阵营许多传统拉票活动被逼停止（例如摆设街站、组织聚会活动等等）。
由于爱国阵营支持者比较年长，不太熟悉或习惯使用电子产品（反过来又导致爱国阵营一直忽略发展网上宣传，直到修例风波爆发，网上才逐渐出现爱国阵营的宣传频道及专页），所以一直很依赖传统拉票活动向选民宣传，在疫情之下，无疑大大影响选举工程。
另外，疫情无疑冷却选民的投票热情。本来年长选民的投票积极性相对年轻选民来说较低，试想想，要老人家在酷热天气下花费时间排队投票，是多么辛苦的事。根据上一次区议会选举的经验，反对势力的支持者更会重复排队，增加长者的排队时间。所以，爱国阵营增设“关爱队”的建议是有道理的，但选举管理委员会已明言拒绝。疫情严峻的情况下，长者更加不愿冒险出门。事实上，要长者面对感染风险下冒险出门投票亦非负责任的做法，因为长者免疫力低，人群聚集容易受感染。
此外，按照现时的疫情发展，相信粤港两地互认的健康码基本上不可能在9月选举前推出。现时约有数十万在内地居住的香港居民无法回港投票。
更何况，现时疫情急转直下，出现大规模社区爆发的情况，港府被指抗疫不力（例如豁免检疫人士的措施出现漏洞、无法提高检测能力等等）。事实上，爱国阵营一直存在“有辱无荣”的情况。简单来说，就是当政府表现好的时候，无人会将成就归功于爱国阵营；但当政府表现差劲时，市民自然将责任归咎于爱国阵营，把对港府的不满，转移到爱国阵营身上，将其视作港府的代罪羔羊。现时港府的抗疫工作表现，肯定会对爱国阵营的选情造成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严重打击香港经济，各业界纷纷要求议员向政府争取更多补助，但政府毕竟资源有限，肯定不可能完全满足各个受影响业界的需要，当政府没有向某某业界派补贴，或者被感觉派得不够，往往会导致业界不满，觉得代表业界的议员无法协助他们，而功能界别议员大多为爱国阵营人士，无疑损害爱国阵营的选情。
押后选举对反对势力的影响
至于反对势力，当然是对押后选举咬牙切齿，十万个不情愿。在他们眼中，无论如何都要如期举行选举。本来，反对势力的“阳谋”是打算在立法会夺取过半议席，然后否决所有政府议案，以达到“揽炒”。
当然，反对势力中相当一部分人并非“忠诚反对派”，而是企图在体制内继续作为西方反华势力的“鹰犬”，他们的政治目的不会仅仅停留在本地层面，而是上升至国际层面，将香港变成属于西方反华势力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