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势力固然希望为空缺议席进行补选，但补选本身就违背押后选举的原意）。那么，不少关键议案如政 改方案、谴责议员议案、《基本法》23条立法等，均需要全体议员的三分之二通过（因此反对派一直强调维持三分之一议席的“关键否决权”）。假如被选举主任裁定参选资格无效的现任议员的资格出现问题，反对势力的议席减少4个（全体议席变成62，反对势力只剩20个），那么爱国阵营就坐拥三分之二以上议席，这可能就成为突破困局的契机。
传统泛民的尴尬
现已贵为港区人大代表的艺人邝美云，她的名曲《再坐一会》是这样唱的：
“再坐一会 但愿能再坐一会
既要别去 且尽量尽量逗留 日后亦无悔”
按照以上预测，上届议员的议席很可能会被延长一年，或者中央按照上届议员名单重新任命成立临时立法会。这样一来问题就大了，传统泛民到底应否“再坐一会”，接受任命呢？会否被激进派指责恋栈议席，背叛手足，不愿“同上同落”呢？
事实上，在大规模DQ之中，民主党所有参选人均没有被DQ，甚至选举主任连问也没有问他们的立场，已惹来激进派的怀疑。假如传统泛民继续留在议会，无疑会加深其与激进派的分化。然而，假如传统泛民拒绝延任，变相导致议席分布对爱国阵营大大有利，很多议案均可在缺乏他们投反对票的情况下得到通过。
黄之锋等激进派被DQ，图片来源：推特
破局的契机？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指出：将选举押后一年，过程中可以发生很多事情，未必有利于反对势力。当然，也不一定有利于爱国阵营。不难看出，各方势力将会把握这一年时间重整旗鼓，增加自身的政治力量。
现时尚未得知，到底一年后的选举会否容许重新提名，还是沿用提名期完结后的出选名单？如后者，出选名单中有不少反对派参选人有刑事案件在身。根据《立法会条例》，如任何人因犯罪而被判监逾三个月，相关人士于五年内不得参选。这一年到底他们会否被定罪，甚至已在牢狱之中呢？这无疑会影响反对势力的出选安排。
另外，现时尚未得知，一年真空期之中会否再次进行选民登记，而选民登记数字将大大影响选举。当然，不论是否容许选民登记，爱国阵营和反对势力均会把握这一年改变政治形势。
就反对势力而言，押后选举当然导致他们的气势受挫，须知道政治就如战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不过，反对势力多了一年培育新人，为被DQ者寻找“转世灵童”，以及落区深耕细作，持续累积民怨，为一年后做好准备。
另一边厢，面对着新冠疫情、中美博弈，以及可预见的经济衰退，爱国阵营仍然面对着重大挑战（反对势力只需要反对，根本不需要思考如何建设）。押后选举不会令这些问题消退，更不会直接改变双方阵营的政治力量。如何把握这一年争取民心以改变民情，是爱国阵营的最大任务。
一直以来，反对势力乐于利用诉诸恐惧及仇恨来刺激市民行动，不论是投票还是街头抗争，这次他们亦尝试挑起市民对《香港国安法》的抵触情绪，以及对港府抗疫工作的不满，从而动员支持者投票。另外，情绪勒索亦是反对势力善于运用的手段，我们不难听到反对势力有关“你不投票支持我，你就是无良知的'港猪'！”等说法。
在这届选举中，爱国阵营的宣传手法也采取了类似反对势力的方法，尝试挑起选民对“揽炒”的恐惧。平心而论，要在竞争性选举胜出，其中一个关键在于参选人能否抓住选民最关注、最能刺激他们情绪的议题，而“揽炒”对香港的破坏是实在且深远的，市民对“揽炒”的反感亦并非天马行空地建构出来，因此爱国阵营采取这种宣传及动员手法不无道理。
然而，尴尬之处在于：爱国阵营在谴责反对势力“揽炒”时，欠缺提出愿景及对未来的规划及方案，无疑对宣传效果大打折扣。
笔者曾听过对“揽炒”反感的朋友说，即使他很担心“揽炒”的影响，但爱国阵营无法提供一种可以逆转“揽炒”的愿景，甚至应对经济衰退的方案也未能提出，令他难以支持爱国阵营。
读者可能会问，反对势力不是也没有提出愿景吗？实际上，假如我们仔细去看，反对势力的论述是包含愿景的，由以往的“真 普选”（普选后就能有美好生活），到“港独”（独立后就有美好生活），再到现在的“35+”及“揽炒”（只要立会过半否决所有政府议案就能逼使政府答应“五大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