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美国堪萨斯陆军医院）
程映虹/文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全球的流行让很多人回想起1918年的全球性流感。那场流感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导致五千万人以上死亡，是人类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流行性疾病。今天从病理学和传播途径的角度对它已经有很多介绍。但是对那场瘟疫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做一些观察，强调一些在公共讨论中被忽略的因素，不但可以吸取历史教训，也可以匡正一些时下颇为流行的误解和偏见，尤其是对治理疫情的自负甚至交出完美答卷的说法。美国是那场流感的发源地，病死的人数达到六十七万，虽然在全球范围内不算高，但却超过了它在两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中战死人数的总和，也超过1860年代内战的死亡人数。看看美国当年如何对付疫情，对今天是有一定教益的。
回顾那场流感，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它并不是在和平年代爆发的，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今天的一些介绍和叙述对这个背景一带而过，对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战争给治疫造成的复杂局面认识肤浅，特别是忽略了战争时期爱国主义宣传对控制疫情造成的人为障碍。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教训。
美国在1917春天加入世界大战，当时美国军队只有十三万人，根本无法派往海外。但到一年半以后，大战结束时，美军在欧洲战场就有一百万以上的作战部队，包括先后替换下来的，人数有二百万之多（如果包括留在美国仍然待在训练营里的，总数有四百多万），成为协约国主力。在一年多时间里，美国召集和训练出二百多万军人，把他们和几十万后勤辅助和医护人员加上所有的武器装备和设备通过海运送往欧洲，这需要巨大的动员、组织和实施能力。与此同时，美国还向协约国运输了大量的物资援助。
美军进入欧洲战场，从辅助英法军队到成为主力，转折点是1918年春夏，这段时间（尤其到了夏秋之交，九、十月份）正是流感在美国大爆发的时候。抗疫本来就要求限制群体聚集和人际接触，尤其是大量人员的跨地区流动。考虑到这些因素，美国能打赢世界大战、大量援助盟国，又熬过国内疫情，同时应付了两场巨大的挑战，套用今日流行的“国家治理”概念，不能不说是交出了一份独特的答卷。
但这决不是一份完美的答卷，而是充满了问题和错误。这些问题和错误很大程度上是战争和瘟疫并存造成的。战争时期爱国主义情绪高涨，人人都以美国出手拯救欧洲盟国而自豪，习惯于孤立主义的大众第一次尝到救世主的滋味，对任何暴露自己国家消极面的新闻都心怀抵触。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历史上第一次总体战，交战各国都要确保一切服从战争的需要，实行战时新闻审查（欧洲国家比美国更严格），意在不让敌国了解自己的弱点，也为了维持前方和后方爱国主义的气氛和防止社会恐慌。这些都造成了媒体的自律，导致了对疫情的迟报、少报和低调处理。整个社会对自己国家的负面消息普遍缺乏公共意识，助长了疫情的泛滥。
疫情发生后，交战双方媒体都有意压制国内疫情见报，只有中立国西班牙正常报道，一段时间内在受众中造成误解，好像疫情就是在西班牙发生的，于是称为“西班牙流感。”《纽约时报》1918年八月19日的报道第一次提到美国军人在法国大量感染“西班牙病毒”。而西班牙则认为是从法国传来的，称之为“法国病毒。”当然，现在看来，很可能是从法国传过去的，而法国的病毒又是美军带去的。因为病毒首先于1918年三月在美国堪萨斯州的一个军训营地被发现，但当时没有得到重视，随着官兵和后勤人员在各个军营的流动而散布，再进入城市和乡村。军营成为疫情的发源地和流动性的传播场所。三月到五月有20万美军到达欧洲，一些人已经死于途中。美军在欧洲战场一共死亡十一万多人，患流感而死的人数只比战死的稍微少几千。
美国本土并非战场，又有深厚的新闻自由传统，自殖民地时期就发展起独立报业，是西方国家中报刊最多的，在无关政治的疫情问题上本来应该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但有研究者指出，当时“任何文章或者标题把正在发展的病疫描写为超出一般性社会新闻的大事都会引来破坏士气的责难。”官方和民间对疫情在舆论上一致降音和低调，政府和报刊有关时局的言论和报道多半是有关战事和后方的正面的积极的消息，加上对敌国的丑化，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讨论等等，这些占据了报刊的主要篇幅。例如在疫情高峰的1918年10月，美国有十九万五千人死于流感，远超整个一战美军战死沙场的人数，但威尔逊总统从未在公开场合提及这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