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近有人比较了1918年10月5日波士顿、纽约和费城几家大报的主要版面，发现它们对疫情倒不是完全不报，而是或者惜字如金，或者轻描淡写，或者“深埋”于内页，或者用经过加工的数据来冲淡，要不就是干脆自相矛盾。相比之下，地方性报刊和小报似乎要客观真实一些。波士顿两家大报的头版和主要篇幅大肆渲染协约国军队突破德国兴登堡战线，德国就要完了，奥地利据说已经跪地求和，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新英格兰地区在购买战争债券上居然落后于其他地区，愧对先人，等等。《波士顿邮报》报道说波士顿昨日因病死亡一百九十一人，承认形势有些严峻，但又说医学专家们认为死亡病例增加得非常有限。《波士顿环球报》在报道中干脆说病例的数字已经下降，但第九页的数据表却明明显示自九月中旬以来死亡人数逐日上升。当时波士顿人口七十万，却已经死亡了两千人。
就在波士顿报纸对疫情新闻如此加工处理时，很多读者并不知道离这个城市三十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叫德佛斯的军训营，里面四万五千名新兵在九月下旬就有四分之一染上了流感，已经把军医院挤爆，近千人死亡，很多死者肤色蓝黑，其状甚惨。疫情还在向波士顿蔓延。
美国在战争期间向民间发行国债，称为“自由债券”，前后有好几批，购买它是爱国的标志（当然也是一种可靠的投资），成为一件各地都大事张扬的爱国盛举。各个州还互相攀比，所以会有上述波士顿地方报纸的自我责备。很多地方为此举行大型集会和游行，当场推销，爱国群众踊跃购买。即使在疫情已经很明显甚至严重的时候，推销国债的公共活动仍然受到鼓励。
例如，1918年9月28日，疫情在费城已经造成大量感染和死亡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费城市民仍然按照市政府的安排扶老携幼集会游行，号召多买爱国债券。他们并不知道，费城的医生和公共卫生专家已经紧急要求市长取消这次盛举。游行集会时，为了制造战时气氛，市政府拉响了警报，模拟轰炸的声音，天上飞过“敌机”，广播里响起高射炮声。市民们如临战场，神态严肃。其实真正的敌人不在天上，就在他们之中，成百上千人将会为了参加这项爱国行动而感染和丧生。
在华盛顿，联邦政府财政部在十月2日还向下属发通知，敦促他们参加12日（周六）举行的推广第四次爱国债券（总数60亿美元）的大型街头活动。但就在前一两周，临近州死于流感的人数剧增，华府本身也有七人死亡。幸亏两天后联邦政府发出通知，取消所有和爱国债券有关的公共活动。
除了爱国主义和疫情防治之间的矛盾，美国参战给国内防治疫情带来的直接影响还包括医护人员和设备的紧缺。大约六万医护人员应征入伍，大量消毒防护用品、救护车、病床和其他医疗设备被运到欧洲，这就使得美国国内防疫力量从人员到物资都非常薄弱。
当然，造成1918年美国大量人口死于流感病毒的原因还是综合性的，和今天对比，很多现象非常类似。例如在大众心理学上，很多人一开始都盲目自信，认为自己不会中招，万一中招也能挺过去，总之是轮不到自己，从而无视卫生部门的警告，拒绝采取任何措施和服从限制。有研究者把这种心态称为贬义的“斯多葛主义”，意为不受周遭环境影响，认定自我感觉是唯一真实的，相信自我定力是唯一可以依赖的。这种心态当然是不受时代、国界、文化和社会地位影响的。这些人不到病例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不会轻易改变态度。
国家精英或是出于政治目的或是因为缺乏知识而造成的对疫情的轻视和颟顸，给自己健康带来问题。时任海军部副部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从欧洲回美国的船上没有采取保护措施，感染了病毒，居家数周后痊愈。总统威尔逊1919年春天去巴黎参加商讨战后事宜的和会，当时误以为流感高峰已过，结果感染病毒，在旅馆房间里休息多日，病愈后据说言谈举止一度不太正常（他女儿也感染了）。今天还有历史学家认为他的患病影响了美国在和会上的地位和决策，使得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值得一提的是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战时也因缺乏防护而感染病毒，幸而痊愈。
但另一方面，今天各国在防疫治疫中采用的禁足、停业、隔离病人和要求戴口罩等等措施，美国当时也已经实行了。很多大型仓库被改造成隔离病院，床位之间保证充分距离。把那些场景和今天的方舱对比，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呼吸机，当时还没有发明，主要医疗手段是减轻咳嗽的喷剂。纽约为了减少上下班时间公共交通的人流，将同一个单位雇员的上班时间错开，例如分别在早上八、九、十点到达，下班时间也错开。芝加哥发起了“反吐痰运动”。更重要的是，很多城市强行关闭学校、教堂、商业和娱乐场所，甚至政府部门。在戴口罩问题上，为了警醒大众，提出了“前方戴防毒面具（一战时欧洲战场使用了毒气），后方带防疫口罩”的口号，并提倡自制口罩，弥补口罩生产的不足。警察可以对不戴口罩上街和参加聚会的人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