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是否还需要爱国”这个问题的答案，无疑肯定而清晰——爱国与爱国主义精神在过去、现在、未来都不可或缺，正如习近平所说： “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
三
世界的风云变幻中，有着大国崛起的波澜壮阔。透过其他国家发展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看到，爱国主义既有对传统精神文化的继承，亦在国家身份定位的变化中，产生新的内涵。
1776年，当13个殖民地的代表签署《美国独立宣言》之时，“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新生的联邦，不过是一个松散、弱小，相对于欧陆诸国大大落后的国家。作为长期被侵占与剥夺的殖民地居民，早期的新大陆民众将“美国人”这个本来算不上荣耀的身份，变成了新的精神坐标，以此构建政治共同体，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国家。
“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父们，塑造了与“弱国”身份相匹配的国家定位——创建与欧洲君主制度和帝国截然不同的共和国，使美国成为当时耀眼的“共和典范”。凝聚着“美国人”价值认同的国家意识，让这个“孤立”于欧洲大陆的联邦共和国迅速崛起，转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与“移民国家”美国不同，作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则与我们有着更多类似的经历。当西方驶来的“黑船”用武力强迫日本“开放国门”之时，屈辱激发了猛烈的爱国力量，一场“尊王攘夷”的运动，让日本从封建的江户时代，迈进了明治维新。近代日本的发轫始于“外侵”之下的民族自强，它让日本正视自己与西方列强的差距，推行一系列“西化”政策，走上资本主义的维新之路。与此同时，日本帝国海军、帝国大学等充满军国主义性质和国家荣誉感的社会、文化符号，也在国家的重构中应运而生。这样的国家认同，与后来日本走向军国主义不无关系。
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崛起路径中，形成了各自的国家认同和角色定位，由此产生不同的国民心理和价值认同。尽管在接续传统、防止民粹方面，各国的经验教训不尽相同，但毫无疑问，国家和民族意识都曾是这些国家崛起复杂但有效的助推力。
四
新中国成立之前，国民党研究院的81名院士中，只有9人去了台湾，60人选择留在大陆；上世纪50年代，李四光、华罗庚、赵忠尧等一大批在海外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和留学生，放弃优裕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回来建设新中国。对于他们而言，祖国不只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也不只是血脉相连的传统文化，更是《共同纲领》所标定的国家未来，一种政治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德国政治科学家多尔夫·施特恩贝格尔提出“宪法爱国主义”这一理念，指出国家的认同，应当是超越民族，而指向一个国家的人民所共同认同的宪制、国体与政治文化的。学者安德森则提出，民族国家是“想象中的共同体”，用以为人们提供共同的身份认同，与此同时，人们也需要共同的政治认同，如此才能更加自主、自觉、自愿地团结在一起，为共同的愿景一道努力。
国家认同，通常是指公民“个体主观认可的、自己属于某个国家的感受”，它是对国家政治结构、意识形态、主流文化、传统价值的认可和接受，以及由此形成的忧患意识和国家自豪感。在此意义上，我们所爱的中国，不仅是承载着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与血脉的中国，也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受益于斯、奉献于斯的社会主义中国。对社会主义中国之政体、国体与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的认同，是将我们凝聚成“中国人”的精神力量。
邓小平曾经说：“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国呢？” 作为一种建立在政治认同基础上的国家认同，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有机统一，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体现”。
五
2008年，北京奥运会。郑永年在《奥运会当告别中国百年悲情》中写道：“中国成功举行奥运会有可能使得中国摆脱百年民族主义悲情。只有摆脱了悲情，民族主义才能变得理性。当然，从百年悲情中摆脱出来并不是要忘记历史，而是要意识到，除了民族主义，还有其他很多更为有效的方法来实现和保护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