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疆界记者组织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度排名来看，在过去七年里日本媒体报道自由出现了大倒退。2018年，在180个国家中日本居第67位，大大落后于民主党执政时代（2009-2012）峰值11位（2010年）。民主党政权致力于推进日本新闻发布会的自由公开化，向网络记者、外国媒体、自由新闻工作者等敞开大门。
自民党在媒体安插亲信的策略
自2012年以来，执政的自民党为控制舆论，在新闻界安插亲信。2014年自民党任命首相的好友、保守派商人籾井胜人出任日本最大的公共广播公司日本广播协会（NHK）会长。此前籾井没有任何广播媒体从业经验，和他一起被任命的一众高管几乎都是安倍的亲信或鹰派盟友，持相同的政治理念。他们的任命被认为大大影响了该机构的报道中立性。2014年1月25日，籾井在就任NHK会长的记者会上称：“政府说‘右’，我们不能说‘左’。”对于节目内容，他说：“不能离日本政府太远。”
区别于二战前被政府控制的国营NHK，战后为避免军国主义重蹈覆辙，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决定督促创立一个日本媒体机构作为公共监督的手段：向上监督政治权力，向下防止民主改革朝向共产主义化。于是，作为日本战后民主化的一部分，作为向公众传播时事、教育、娱乐等内容，秉持不具倾向性报道的一个公共性质的机构，NHK由此诞生，它一直是日本最受信赖的新闻机构之一。
NHK拥有一系列保障制衡权力和独立的制度设计，其中的主要方面是独立的财源和经营委员会。NHK确立以收取收视费作为其独立财源的基础。日本《广播法》规定，拥有电视机、收音机的家庭等同于自动与NHK订立契约，须按年向NHK缴纳一定数额的收视费。因此，NHK无需商业资本的支持，以避免实力较强的垄断资本凭借其绝对的财力优势左右其报道方针，从而可以让节目遵从不具倾向性原则，进行公平和多角度的论争，NHK为此禁止播放商业广告。NHK也不接受政府财政拨款（除非有政府委托的对外广播任务）。收视费制度是NHK作为独立公营媒体运作的基本保障。日本《广播法》对NHK的经营人事也做了规定，设立NHK经营委员会，有权决定包括经营方针、收支预算等各重大事项。经营委员会是NHK运作的核心，由12人组成，理论上其人选应代表各地方和社会各领域的利益。作为公营媒体，NHK在立法层面受制于政府。首先，NHK经营委员会的委员必须由国会选拔和任命，即政府可以掌控NHK的管理者；其次，NHK的预算案需经国会审议，此设计的目的原本是让国民选举产生的议员对NHK进行监督和审查。然而，实际状况却是NHK的财政支出受到政府管制。除对公共媒体NHK施加影响外，自民党还将手伸向日本的商业电视台。2014年11月，即众议院选举举行的一个月前，时任自民党副干事长的萩生田光一向东京的各大商业电视台负责编制和报道的干部分别寄发信件，要求它们“确保有关选举报道公平和公正”。乍看信的语气似乎低调，但实际内容无异于恐吓、威胁。很显然，假若萩生田认为它们的相关报道是公正、中立的，他便没有必要发送那封信件。日本的广播电视行业属总务省管辖，自民党应无权插手指挥。
日本媒体忍气吞声
曾就职朝日电视台、现任日本武藏大学社会系教授的奥村信幸指出，自民党政府对媒体施压与日俱增，但是来自媒体的抗议之声却少之又少。究其原因，有媒体自身结构的问题。日本各商业电视台均已上市，它们的管理高层担心政府出手干预并由此带来经济损失，因此难以做出以新闻报道为重的决断。日本的5家全国性报纸与这些商业电视台互持股份。报社记者为了加快各自在地方城市设台开播的审批手续，还曾经寻求政府、自民党的帮助。更有甚者，在日本政府准备提高消费税时，日本报业成功游说安倍政府及自民党将报纸排除在增税名单之外。受到政府如此厚遇，日本纸媒对于政府的打压忍气吞声似乎就在情理之中了。
近些年，有的媒体积极向政府的态度靠拢。2018年11月30日，日本英文报纸《日本时报》刊出一篇报道，文章是关于韩国法院裁决要求日本的三菱重工向战时（韩国）劳工支付赔偿金。这篇普通的报道在国际上引发关注，原因是文章的开头有一段编者按，宣布该报编辑方针的两大调整：一是涉及1910年至1945年在日本工厂劳作的工人时，该报不再使用“强制劳工”（forced laborers），取而代之的是“战时劳工”（wartime laborers）；二是将重新定义“慰安妇”（comfort women），以便解释战时并非强制（not forced）而为日本军提供性服务的女性，今后将使用的表述是“在妓院工作的女性，其中包括那些并非自愿而为的女性”。《日本时报》选择更接近政府立场的措辞受到国内外的强烈批评，《日本时报》于2018年12月6日发表了一份声明，为“损害了信任关系”向读者和员工“虔诚致歉”。
日本媒体“老实听话”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强大的“记者俱乐部”制度，它深深地影响着该国媒体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