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录是喜马拉雅资本创始人和查理·芒格家族的资产管理人，被查理·芒格称为“中国的巴菲特”。作为投资家，需要有高瞻远瞩把握时势的能力，李录在其最近出版的《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人类社会从1.0文明到3.0文明演化的思想，讨论了现代化的诞生、本质与铁律等问题，也深入分析了中美两国的政治与经济博弈，展现出宏大的视野和格局。
他对3.0的现代化科技文明作出了诠释：一个美国主导的、依赖一系列制度和机构来维持的秩序，而这种秩序有很大的包容性，依赖全球化的自由市场和科技发展双擎驱动。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正是在这套国际秩序之下进行的，中美之间的博弈难以避免，未来中国需要更多地加入到国际规则的制定，而中国要释放更多的创新潜能，必须开放更多元的思想市场。本文为《经济学人·商论》总编辑吴晨为此书撰写的评论。
撰文|吴晨
在李录新著《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的前半部分，我读出了《人类简史》的影子。他用一套极简而又逻辑清晰的叙事，来描述近代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节点，即西方学术界所提出的“大分流”——过去500年，西欧在文艺复兴、大航海探索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发展上不仅超越了古老的东方
（包括中国）
，而且把东方远远甩在了后面。在理解“大分流”的根源之后，再来看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赶超型的发展已然取得巨大成就，不过，未来塑造创新型国家的图景仍然充满变数，如何为未来的发展谋划进路，是另一道亟待解答的问题。
《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李录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4月
关于“大分流”叙事的补充意见
李录在叙事中采纳了不少新近的西方研究，归纳出“大分流”的三个先后衔接又相互递进的因素。
首先，西欧的探险家发现美洲新大陆，而美洲原住民又被欧洲人带来的病菌消灭殆尽，美洲殖民地成为欧洲的大粮仓，这让欧洲经济出现了一次突发的、巨大的、持续的增长。紧接着，与地理大发现伴随而来的是科学技术革命，因为更广阔的市场对科技有强烈的需求，也引发思想上、精神上的革命，欧洲思想出现了一次爆炸式的剧变，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再到跨大西洋的自由贸易，这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了西欧的跃升。随后，英美开启了人类文明从2.0的农耕文明向3.0的全球化商业科技文明的跃迁。在从2.0向3.0的演进初期，殖民侵略战争、列强之间的战争交错进行，土地和市场同时成为争夺的核心。美国奠定了3.0全球化科技文明，建立了一系列世界性的组织，构建了一个全球市场的治理体系，并始终牢牢把握这个全球市场的规则制定权、市场准入权和制裁清除权。被科技赋能的自由市场在竞争中胜出，并保持巨大的生命力。
这样的叙事很有说服力，却忽略了一点同样重要的叙事。斯坦福教授沙伊德尔
（Walter Scheidel）
，在分析为什么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不复大一统的新书《Escape from Rome》（逃离罗马）
中就提出，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政治上邦国林立的分裂与文化上的相对融合（拜拉丁语与天主教所赐）
，是欧洲近代在大分流中胜出的重要基础。政治权力为世俗的王权所控制，军事权力为封建诸侯和骑士所垄断，政教分离之外天主教在全欧洲遍布网络，而商业权力却在封建诸侯与新兴的都市商人的博弈中日渐偏向后者。分裂与分权的结果，是征税、开战等大政方针都依赖开会协商定夺，成为后世代议制发展的滥觞；同样，邦国林立的竞争又是对称的，没有出现中国战国后期强秦独大的局面。邦国在西欧的均衡，让竞争的面向变得更多元，不只是武力的竞争，更是商业、科技、思想的竞争，而科技与思想的创新，又因为没有一统的世袭皇权而更容易推陈出新；同样的均衡态势也刺激了邦国向外扩张、寻求殖民地和资源的冲动，成为开启大航海时代的动因之一。并不是说李录在书中刻意回避“多中心带来良性竞争”的叙事。只是在把有着两千年大一统传统的中国和西欧作比较的时候，如果要深入对比这两种不同的文明演进路径，绝不是书中收录的文章篇幅所能涵盖的。但有一点必须指出，竞争引发的创新在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拥有更多试错的空间，适用于科学发展，也适用于制度创造，这其实是在探讨大分流时值得更多着墨的地方。
央视纪录片《大国重器》中的三峡大坝。科学技术是经济竞争的关键要素，但观念的水位同样有高下之分。
对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