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北边的水司府堂（水司楼）。
废弃的园区、造价高昂的烂尾建筑、400亿元负债……国家级贫困县——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近日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据贵州省黔南州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关于独山县三都县有关历史遗留问题整改工作的情况通报》，截至2020年6月末，独山县政府债务余额135.68亿元，其余为企业债务等。对于年收入不足10亿元的独山县来说，举债融资除了用于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建设，“绝大多数用于基础设施、脱贫攻坚、民生工程等项目建设”。
经济发展是独山县举债的重要目的之一，但超负荷的债务也让通报中的独山县与三都县在前行中深受掣肘。对于全国1323个县（截至2019年）——特别是其中欠发达的县来说，靠举债促发展并非长久之计，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如何彻底改变滞后状态，是“独山县们”的共同议题。
独山县不是个例
△ “独山大学城”的校舍底部有明显裂缝，质量堪忧。
翻看《独山县201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与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会发现，2019年，独山县财政总收入完成8.63亿元，与上年实际完成数相比下降14.3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7.7亿元，与上年实际完成数相比增长1.32%，不仅收入下跌、支出上扬，而且整体入不敷出。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看来，独山县的债务问题并非孤例，这可能也与央地关系有联系。
“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要求地方政府来履行，配套的资金也由地方政府承担，所以为了满足这些刚需，或是为了匹配经济发展需求，地方政府就要扩大收入。”马亮表示，从税收管理体系上看，地方政府没有自主权加征税费，还要为了优化营商环境减税降费。对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县域来说，土地财政是增加收入的选择，但对于欠发达、主要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输血”的县域来讲，想要更多资金刺激经济、加速脱贫，就只能寻求借债填补缺口。
债务越滚越大，一方面是债务具有依赖性。马亮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尽管目前各级政府都在过“紧日子”，但政府财政支出还是有刚性需求的，“基本上都是今年支出高于去年，但收入没能跟上，所以债务就成了‘滚雪球’。”
如独山县一般，借贷渠道既包括商业银行，也有融资平台或是地方政府注资的国有企业来周转资金，借贷链条既长且广、手段复杂，这样一来，地方债务监管难度加大；中西部地区的县本身交通不便，审计麻烦，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监管不力。
不仅仅是财政的问题。仅今年1—7月，就有至少7名原县委书记接受审查或是落马——官员的治理、干部的管理、廉政建设以及规划决策是否科学合理，都是影响县域债务的关键。
“地方政府缺乏针对债务管理的约束机制，谁来决定举债、用在什么地方、以什么偿还、决策的问责机制、对债务风险的预判应对……这些都没有明确的答案。”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宋迎昌表示，一面是对发展的迫切期望，一面则是“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的强硬发展，再加上监管不到位、机构尾大不掉等问题，负债在所难免。
“负债”背后的连锁难题
△ 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兴镇古朝村一条铺完砂石等待硬化的屯级公路。
超负荷举债仅是阻碍县域发展的一个门槛。宋迎昌认为，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是一系列难题。
“欠发达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区位条件一般都存在不足之处，难以与发达地区进行有效的产业分工合作，取而代之的是孤立的、分散的发展模式。”宋迎昌表示，除此之外，交通条件普遍较差，同时缺乏招商引资的软环境，在这些问题的综合影响下，经济发展出现困境。
家在陕西佳县的林超（化名）告诉《中国报道》记者，跟大城市相比，县城从经济到服务还是有差距。
“我们县城也算是为数不多的没通火车的地方。因为很小，所以平时外出基本靠步行，虽然也有公交车，但是等车全靠缘分。”林超说，现在车站整体搬到了县城外，虽然是为了安全，但很不方便。“教育方面也可以说非常落后，好老师都留不住，学校基础设施也跟不上；县城除了政府、银行就是小本经营的商贩，几乎没有企业和公司，发展空间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