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而来的就是人才外流、匮乏问题。人民智库的调查显示，16~40岁的“小镇青年”中，近八成表示，身边同龄人“一半以上选择去大城市发展”；仍留在当地的小镇青年，超九成打算去大城市发展。
以上困难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欠发达县域难以复制东部经验，就连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机会，可能都要落入东南亚地区，“县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的讨论也已浮现。
“撤县”需审慎
△ 2018年6月8日，江苏省海安市行政中心大楼平台门口悬挂新的门牌。
一头连着城市，一头接着乡镇，夹在中间的“县”是“中国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空间、城镇体系的重要一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纽带”，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虽然每个县的规模和发展程度有差别，但基本上都是一个单独的经济体。但从近期行政区划调整上来看，“撤县设区”的次数多了起来。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底，全国共有855个市辖区、367个县级市、1464个县；截至2019年，市辖区数量增至965个，县级市增至387个，县减少至1323个。
对于一些县来说，改区不是没有好处。宋迎昌分析，变区之后，县可以具体、主动地参与大城市分工，更多要考虑的是城市的发展规律，有利于走上专业化的发展道路，但他也认为，改区还需慎重，虽然可能呼声很高，但不会大面积推行，因为符合条件的县很少。
“非农劳动力要占据人口绝大部分比例，非农人口应达到一定规模，非农产业GDP需占绝大比重，与中心城市距离也不宜太远。如果县不具备以上4个条件，改区就是盲目的，没有多大意义。”宋迎昌表示。
马亮与宋迎昌的观点一致，他表示，县有县的好处，划县为区也有好处，就看好处到底对谁而言，“一些城市本身体量不大，如果要扩张，是需要把县并进来的；对于另一些城市而言，具备一定的承载力和辐射能力，也可以考虑划县为区；但如果市很弱、县很强，实际上就是‘拉郎配’了。”
从《2020年中国县域经济百强榜》可以看出，获冠亚军的两个县级市——昆山、江阴——去年GDP均突破了4000亿元大关，已经超过了许多地级市，甚至赶上了个别西部省份。“对于这些县来说，发展已经自成一体，此时划县为区并不是很恰当；对于另一些县来说，或许经济不是很强，但并区后可能会毁掉自身特色，也可能会造成县与市之间的矛盾。”马亮分析，评价一个县要不要变成一个区，也要考虑县的条件，包括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地理位置和跟市的关系等。
为了促进县域发展而并县为区的说法，也不甚完备。马亮表示，一些城市在挑选县的时候，为了经济效益，往往会选择较发达的县而忽略欠发达县，这样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发展落差，因此盲目追求“无县化”，未必是件100%的好事。
“县市合并是一项高成本的工作，应该是彼此都觉得很必要的时候再去合并。”马亮建议，倒不如创新县跟市的协调机制，增大二者之间的协调力度，或是直接将县交由省级直管——毕竟在江苏、广东等地，一些县的发达程度不亚于城市，赋予县更大的自主权，而不是一定要改个名字、被吸纳进市辖区，才能继续发展。
抓住特色，培育内生动力
△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黑陶匠人闹吾措在制作传统藏式黑陶。
5月2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加强建设用地支撑。
靠上级补助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来刺激经济，终究不是可持续的好办法，多位专家表示，欠发达县域想要突破先天桎梏，就要抓住自身特色，培育内生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认为，欠发达县域可能想要模仿东部地区进行超常规发展，但东部地区能做的，欠发达县域不一定能做；东部地区过去能做的，现在也不一定能做，还是要结合实际情况，在当地的财力可承受范围内发挥当地优势。
7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再次提出要补短板扩内需，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确定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措施，促进增加居民就业和收入；还提出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进城农民就近打工就业提供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