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虽毁，但精神不灭。抗战胜利后，在南京的一个茶话会上，主持人对张伯苓说：“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是战前的南开学校毕业生。”张伯苓笑答：“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我高兴。”
而据不完全统计，建校以来，有名可考的南开英烈就有36位，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爱国三问”。
百年风华，初心始终。南开大学推行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三位一体”模式，把爱国主义教育渗透到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育人实践中。
发挥课堂教学的主阵地作用，南开大学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促进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开设“中国发展”系列课，突出价值引领。
历经战火淬砺留下的革命历史、红色文化等丰富资源，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财富。每年重要时间节点，学校都会举行“纪念先贤、缅怀先烈、勿忘国耻、铭记历史”主题教育活动。以爱国奋斗为主题，编纂出版百年校史丛书，成立爱国奋斗精神宣讲团，运用新媒体手段，播讲南开故事，弘扬爱国精神。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南开大学注重发挥社会实践对学生爱国精神的塑造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探索形成了师生同学同研、同行同讲的“四同”社会实践育人新模式，每年数千名师生深入基层，对爱国、担当、为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南开大学围绕爱国主义教育进行了不懈探索。实施德智体美劳五育并进的‘公能’素质教育，打造点线面结合、人事物融汇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让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成为‘南开的魂’。”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山说。
巍巍南开，沧桑百年。爱国，已经熔铸进南开人的血脉中。
在南开大学即将迎来建校百年之际，2019年1月1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开大学考察调研，逾5000名师生齐声高喊“爱我中华，振兴中华”，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爱国之魂，弦歌不辍。
报国之行 薪火相传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地球另一端，破解跨声速气体动力学世界难题的科学家郭永怀，萌生了回国之念。
面对美国重重阻挠，他不屈不挠，不惜烧掉多年积累的讲义和研究资料，义无反顾，1956年终于回到祖国，后来成为唯一一位以烈士身份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
郭永怀用以身许国的报国之行，给出了南开学子对“爱国三问”最激昂的回答。
反对只空喊口号而不做实际工作的所谓爱国。1928年，张伯苓主持制定《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指出：“吾人为新南开所抱定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
自此，南开大学确立了“土货化”办学方向，即“贴近中国国情”“扎根本土实际”。
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等一系列直接为社会服务的系科和研究机构应运而生，被公认为独开风气之先。
“90多年前，南开经济研究所就立足服务国家，发布了一系列‘南开指数’，享誉中外。如今，这一传统仍在延续。”南开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刚说。
百年来，南开人始终将爱国情怀书写在扎根人民、报效国家的担当实践中。
1956年，何炳林、陈茹玉夫妇毅然放弃美国的优厚条件，回到母校南开大学任教。尽管科研条件十分简陋，但何炳林却仅用两年时间合成出当时世界上已有的全部离子交换树脂品种，为铀的提炼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作出贡献。
矢志报国，南开人始终紧贴国家需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杨石先，毅然放弃深耕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转向国家急需的有机农药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率先恢复国内停办多年的社会学专业，建立全国高校首个旅游系，开创中国精算教育先河……改革开放时期，南开大学在加强基础性学科同时，积极发展应用性学科，以适应国家发展的迫切需要。
“按劳动贡献分配”的理论，我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高效绿色除草剂“单嘧磺隆”，“建设京津城际高速铁路”的概念……一项项首创性的成果相继涌现。
为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南开大学积极调整学科布局，加强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勇攀世界科技高峰。
许多人不知道，手机上就有南开人的创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