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夢就是人民幸福、國家富強和民族興旺。實現中國夢是個系統工程，需要很多條件，需要多方發力、多管齊下，但和諧安定的社會是實現中國夢最基本的條件。亞裡士多德最早在其《政治學》著作中指出，城邦分為極富階層、極窮階層和中間階層，“中產階層最強大時可以強到超過其余兩個階層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話，至少也應超過任一其余的階層”，“中產階層構成的城邦必定能得到最出色的治理，這完全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6]所謂“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是指一個社會，當中等收入群體佔多數，貧富群體佔少數，呈現兩頭小的“橢圓”結構時，才能避免因貧富群體懸殊而造成的排斥與敵對，才相對更穩定、更有利於可持續發展。
中等收入群體的效益觀念、競爭觀念，以及正當的利益觀念等價值觀，甚至是人生觀和世界觀，在整體上具有大致相似的傾向性，與社會的主流價值更為接近。中等收入群體是最希望社會“穩定發展”的群體，也是反對社會階層之間、社會族群之間出現對立“撕裂”的群體。其中大部分人享有的收入與教育、享受的生活與社會地位等得益於社會主體體制直接或間接提供的平台和機會，得益於社會主流價值引導下的個人努力﹔同時，他們也希望在現有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提升，更加渴望社會的穩定和團結，對中國夢的宏偉藍圖和人生出彩的未來也更加期待。因此，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有助於減少社會矛盾，彌合社會摩擦裂痕，也有助於凝心聚力與社會和諧，促進中國夢的早日實現。
二、面臨的困境
我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貧富差距的問題也日益凸顯，面臨著諸多矛盾與問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任務不僅繁重，而且非常緊迫。
（一）收入分配格局扭曲
我國經濟變革提升了效率，促進了發展。但是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在生產力突飛猛進、人民收入大幅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以前沒有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潛在的負面因素也日益明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改革經過30多年，已進入深水區，可以說，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其中主要問題之一就是“經濟發展的‘蛋糕’不斷做大，但分配不公問題比較突出，收入差距較大”。[7]具體表現為，國內要素市場發展滯后、城鄉二元結構對立、稅收政策調節力度不夠、市場競爭不規范、一些行業壟斷現象較嚴重、兜底的社會保障不完善，以及存在權力腐敗現象等。城市與農村、各區域和各行業的收入差距幅度越來越大，貧富懸殊的群體也不斷增多，而中等收入群體則與之相反，不斷銳減，整個收入分配格局出現了較明顯的失衡狀況。據統計，“各種非法非正常收入對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已經相當嚴重，平均使全國居民總收入差距增加 17%，使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擴大了31%，使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增加了23% 。不同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影響不一樣，個體私營經濟偷稅漏稅的影響最大(佔到10%)，走私販私等其他雜項的影響次之(佔到3%)”。[8]雖然目前，這些相關問題的惡化趨勢得到一定程度的扼制，但仍然需要切實重視。
（二）需求出現結構性失衡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要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擴大內需。[9]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重點是實施外向型戰略，以“出口”為增長的主要動力引擎﹔但在模式上，大部分還是依靠“粗放式”，即依靠廉價型和密集型的勞動力要素優勢以及高投入的資本要素優勢來實現的。由於近年來，國際市場在國際經濟危機影響下逐漸萎縮，加上我們發展中國家很多產業在全球分工體系處於低端環節，發達國家高端產業對發展中國家低端產業在市場空間的“擠出效應”也日益嚴重，導致以“出口”作為主動力的外向型經濟出現“疲軟”現象，擴大內需也就成為促進經濟繼續保持快速發展的必由之路。然而，由於收入不平等加劇等因素導致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使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降低，甚至於銳減，即滿足高收入群體所需要的高端產品缺失而低收入群體又缺乏購買力﹔另外失業、醫療和養老等兜底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救助網絡仍不完善以及居民預防風險的“不動”儲蓄量增多等因素，使激活國內有效總需求的動能嚴重不足。現階段，居民的消費水平不高、消費能力欠佳，而且消費結構出現問題，勢必影響經濟發展，進而扼制人們收入增長。
（三）城鎮化存在空心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