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阿多尼斯办杂志，出诗集，获得博士学位，反思阿拉伯文化，被看作重要的思想家。然而，战乱依然如影随形，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到了80年代，以色列围困贝鲁特。有一段时间，他在朋友家中避难，前脚刚离开卧室，去厨房用餐，炸弹就在身后爆炸。
“没有道路通往他家，围困，道路是怯懦的，远远的，在他家的上方，一轮惶惑的月亮，垂落在灰尘的线缕。我说：这是我回家的路。他说：不，不许过。枪口对准我。”阿多尼斯在当时的一首诗里写道。
1980年，阿多尼斯作为黎巴嫩作家代表团的成员，第一次来中国。他撰写了两篇文章，描述自己对“文革”后中国的印象。后来回忆此行，他表示自己看到了“一个沉闷、封闭、伤感的中国。”
当时他刚刚去过纽约，到了北京，觉得颐和园没有变化，依然古老而坚固；到上海的时候，觉得这里像是纽约的郊区。他还记得一个细节，随行的翻译人员一路上都没有跟代表团同桌吃饭，后来才知道，餐食标准不一样。
阿多尼斯的花园
2008年的时候，阿多尼斯已经是有国际影响力的诗人，经常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赔率名单的前列。不过，长久以来，诗歌出版在中国并不景气。即使是阿多尼斯，出版社也没有底气，以为肯定也会赔钱。
出版社通过译者薛庆国跟阿多尼斯转达意见，希望可以得到他本人授权出版的许可。薛庆国还有些不好意思，另外提出可以邀请他来中国访问，阿多尼斯慨然应允。很快，由薛庆国选译的《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在中国出版。没想到的是，这部诗集销路很好，首印的5000册很快售罄。
很多人熟悉他的诗句，“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或是“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但其中只有一棵树”。更多的人们只是看到了这些有些像鸡汤的短句，更重要的是那个天然具有卖相的书名。但毕竟，这一切让这位阿拉伯语诗人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读者。
“初次接触他的年轻读者觉得他的诗里有轻歌曼舞的成分，容易进入那些清新自然又充满诗意的表达，比如风雨和阳光。但是他的很多作品都是有深刻思想内涵的，对于阿拉伯社会和西方世界的思考，都很深入，那种批判意识给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学界也能带来启发。”薛庆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至今翻译了阿多尼斯的四本诗集和一本文集，和诗人保持着紧密的友谊。
2009年3月中旬，阿多尼斯从巴黎出发，飞抵北京机场。他急切地想要了解这里的日常生活，去秀水市场，去人流中。变化太大，和过去很不一样。他在跟研究阿拉伯文学的学者们聚在一起，聊起故土的问题，跟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副校长说起对《哈利·波特》风靡的担忧，担心趋同的世界让北京和伦敦的青少年变得一样。
颐和园的湖泊里有过去的梦，什刹海的老宅里有新的灵魂，仿佛亡故之人未曾死去。而在上海，昔日的红砖房和旧街区，已经被高楼花园所取代。仿佛“过去”也走出了自身，渴望变成“现时”。
“我该彻底醒来，将变化的汁液注入词语，以便更好地描述中国；我该把天安门当作一面镜子，以映照我的问题。”阿多尼斯在记述文章《云翳泼下中国的墨汁：北京与上海之行》中写道。
2010年，阿多尼斯回了一趟叙利亚，他过去所生活的地方。当时他的母亲104岁，还生活在那里。客观上说，叙利亚比半个世纪前好了一些，然而，战火很快燃起，重新将这一切夷为平地。
2011年，阿多尼斯先后发表两篇公开信，一封写给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另一封写给叙利亚的反对派，引起争议。宗教与政权纠缠不清，各方势力混杂在一起，造就了不断恶化的社会局势。他听说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的集市被摧毁，博物馆变成废墟，革命口号带来了更多的混乱和杀戮。
桂花的邀请
2018年9月，阿多尼斯再次来到中国，在结束了四个城市的多场活动后，跟译者薛庆国等人一起，游历了黄山，所到之处都可以闻到桂花的香味。他有了新的写作计划，不断在笔记本上记下灵感。那些变幻的云彩，奇异的山石，超越了变与不变的二元论，成为诗歌想象力的基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