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聊城中院当年判决此案的审判长薛振先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案子太多,记不清了。”他建议记者要想了解案情,“看判决书就行”。记者多次联系聊城中院宣传处负责人希望了解此案,未获得回应。
当事人一度以为会改判
当年的那场审判,贾相军记得法庭很小,庭内只有审判长、陪审员、公诉人、法警和己方的律师。旁听席的几把椅子全部空着。
家人未能到场,17岁的被告吓得不停地哭,说不出话。开庭时间在两个小时之内,辩护律师未否认罪行,只称他未成年,希望量刑时考虑。贾相军说他当时感到“绝望”,合议庭当庭宣判。
他清楚地记得,1991年12月21日,他时隔半年第一次见到父亲贾庆瑞,顷刻嚎啕大哭,高喊自己“被冤枉了”。
据一些村民回忆,贾庆瑞第一次探监后,即回村到处诉说孩子是被冤枉的,“一两年就给放出来”,甚至多次与说闲话的人爆发冲突。
他开始频繁地前往聊城、济南和北京为儿子伸冤。村里的熟人记得那时的贾庆瑞几乎对家里其他事情“不管不顾”,去济南和北京就带着大蒜和馒头,偶尔带几个苹果,晚上睡在远郊或者车站。
贾相军的三弟1991年时仅15岁,他记得父亲那时早出晚归,凌晨两三点还在写申诉材料。有一次父亲回家,一进门先用凉水和酱油泡了碗馒头,边吞边喊:“不怕,不怕,我要拼到底!”
在狱中,贾相军也花了大量时间写申诉材料,甚至弄破手指写血书,再在父亲探监时把材料塞在裤裆,趁狱警不注意,隔着玻璃丢过去。
贾相军当年的两名狱友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其他人都忙于减刑,只有贾相军一张嘴就说“伸冤”,这令他格格不入。他们记得,他入狱之初不仅把床头和衣服上写有罪名的登记卡全部撕掉,连监狱管理人员屡次想给他工分为他减刑,都会遭到他的抗拒——在他的逻辑里,自己既然“无罪”,便无刑可减。
贾相军最终成了监区里出了名的“申冤者”。一些犯人会收集记载有冤案或者法律知识的报纸,送给贾相军,或者向他换食品。一位狱友认为,贾相军只有在父亲探监或者他的案子“提审”时开朗些,其他时候都十分内向。
但多数时候,贾相军等来的都不是让他满意的消息。对于贾家的申诉,聊城中院分别于1992年和1993年两次驳回,聊城市检察院于1994年驳回。
贾相军称,聊城中院的法官曾于1992年前来提审,但他诉说自己当初被刑讯逼供时被生硬打断,对方告诉他“不要说这个”;当年的山东省人民检察院聊城分院于1994年出具的复查通知书也记载,贾相军确实提出“有人证,没有作案时间”和“刑讯逼供”两点问题。根据这份文件,检察院调阅了原卷并自行调查,证实贾相军有作案动机和时间,“没有证据证明能排除贾相军作案。”
他记忆深刻的一次提审是2002年,省高院派法官来监狱提审。贾相军当时在监区兴奋地大喊,甚至高兴得路都走不稳。此前父亲告诉他,曾查询到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向省高院发函,称该案原裁判事实不清,要求查明。父子俩一度相信改判在即。
但贾相军很快迎来失望。他记得,省高院的法官只询问了他“很短的时间”,他着重陈述自己当时被殴打的经历,也未引起法官注意——2003年1月,山东高院下发了“驳回申诉通知书”。他拒绝接受,当着狱警的面将通知书摔了出去。
案子卡在关键的一环
不过,服刑期间的多数时候,贾相军都表现良好——他获得了5次减刑机会。刚入狱时,他一度试图自杀,狱警不得不重点盯防他。后来他逐渐想开,觉得自己不能“成了别人口中死在狱里的冤魂”,开始打球、练字,看书看报,在狱里读励志类的书,比如张海迪身残志坚的故事,或者伟大人物一度蒙冤入狱的故事。他还特意向记者强调,自己是“正能量”的,始终在学习,没和社会脱节。他由死缓减为无期徒刑,最终于2010年出狱。
他出狱当天,贾家摆了10余桌酒席,不少人去迎接他,流下了眼泪。贾相军当时仰天长叹,以为自己和父亲多年申诉,至少让村邻相信了他的“清白”。
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在贾相军的老家,更多人平时仅是不想再提起这件事。一旦案件有新进展,仍然议论纷纷。贾相军最熟悉的邻居们也说,当年迎接出狱只是觉得他“可怜”。他们坚信小时候的贾相军是好孩子,但杀没杀人,“还是官方的话最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