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聊城中院当年判决此案的审判长薛振先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案子太多，记不清了。”他建议记者要想了解案情，“看判决书就行”。记者多次联系聊城中院宣传处负责人希望了解此案，未获得回应。
当事人一度以为会改判
当年的那场审判，贾相军记得法庭很小，庭内只有审判长、陪审员、公诉人、法警和己方的律师。旁听席的几把椅子全部空着。
家人未能到场，17岁的被告吓得不停地哭，说不出话。开庭时间在两个小时之内，辩护律师未否认罪行，只称他未成年，希望量刑时考虑。贾相军说他当时感到“绝望”，合议庭当庭宣判。
他清楚地记得，1991年12月21日，他时隔半年第一次见到父亲贾庆瑞，顷刻嚎啕大哭，高喊自己“被冤枉了”。
据一些村民回忆，贾庆瑞第一次探监后，即回村到处诉说孩子是被冤枉的，“一两年就给放出来”，甚至多次与说闲话的人爆发冲突。
他开始频繁地前往聊城、济南和北京为儿子伸冤。村里的熟人记得那时的贾庆瑞几乎对家里其他事情“不管不顾”，去济南和北京就带着大蒜和馒头，偶尔带几个苹果，晚上睡在远郊或者车站。
贾相军的三弟1991年时仅15岁，他记得父亲那时早出晚归，凌晨两三点还在写申诉材料。有一次父亲回家，一进门先用凉水和酱油泡了碗馒头，边吞边喊：“不怕，不怕，我要拼到底！”
在狱中，贾相军也花了大量时间写申诉材料，甚至弄破手指写血书，再在父亲探监时把材料塞在裤裆，趁狱警不注意，隔着玻璃丢过去。
贾相军当年的两名狱友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其他人都忙于减刑，只有贾相军一张嘴就说“伸冤”，这令他格格不入。他们记得，他入狱之初不仅把床头和衣服上写有罪名的登记卡全部撕掉，连监狱管理人员屡次想给他工分为他减刑，都会遭到他的抗拒——在他的逻辑里，自己既然“无罪”，便无刑可减。
贾相军最终成了监区里出了名的“申冤者”。一些犯人会收集记载有冤案或者法律知识的报纸，送给贾相军，或者向他换食品。一位狱友认为，贾相军只有在父亲探监或者他的案子“提审”时开朗些，其他时候都十分内向。
但多数时候，贾相军等来的都不是让他满意的消息。对于贾家的申诉，聊城中院分别于1992年和1993年两次驳回，聊城市检察院于1994年驳回。
贾相军称，聊城中院的法官曾于1992年前来提审，但他诉说自己当初被刑讯逼供时被生硬打断，对方告诉他“不要说这个”；当年的山东省人民检察院聊城分院于1994年出具的复查通知书也记载，贾相军确实提出“有人证，没有作案时间”和“刑讯逼供”两点问题。根据这份文件，检察院调阅了原卷并自行调查，证实贾相军有作案动机和时间，“没有证据证明能排除贾相军作案。”
他记忆深刻的一次提审是2002年，省高院派法官来监狱提审。贾相军当时在监区兴奋地大喊，甚至高兴得路都走不稳。此前父亲告诉他，曾查询到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向省高院发函，称该案原裁判事实不清，要求查明。父子俩一度相信改判在即。
但贾相军很快迎来失望。他记得，省高院的法官只询问了他“很短的时间”，他着重陈述自己当时被殴打的经历，也未引起法官注意——2003年1月，山东高院下发了“驳回申诉通知书”。他拒绝接受，当着狱警的面将通知书摔了出去。
案子卡在关键的一环
不过，服刑期间的多数时候，贾相军都表现良好——他获得了5次减刑机会。刚入狱时，他一度试图自杀，狱警不得不重点盯防他。后来他逐渐想开，觉得自己不能“成了别人口中死在狱里的冤魂”，开始打球、练字，看书看报，在狱里读励志类的书，比如张海迪身残志坚的故事，或者伟大人物一度蒙冤入狱的故事。他还特意向记者强调，自己是“正能量”的，始终在学习，没和社会脱节。他由死缓减为无期徒刑，最终于2010年出狱。
他出狱当天，贾家摆了10余桌酒席，不少人去迎接他，流下了眼泪。贾相军当时仰天长叹，以为自己和父亲多年申诉，至少让村邻相信了他的“清白”。
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在贾相军的老家，更多人平时仅是不想再提起这件事。一旦案件有新进展，仍然议论纷纷。贾相军最熟悉的邻居们也说，当年迎接出狱只是觉得他“可怜”。他们坚信小时候的贾相军是好孩子，但杀没杀人，“还是官方的话最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