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贾相军案”27年后进入复查程序
我想看看自己的案卷
很多年后，贾相军已经记不太清他17岁那年的夏天。在一个晴朗的上午，他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去了一趟公安局。他完全没想到会自此失去自由：他有过好感的一个姑娘被杀了，警察托人捎话请他去接受询问。他以为自己只是配合调查，不知道会被定为强奸杀人案的嫌疑人，并且最终被法院定罪。
6月19日，44岁的贾相军站在当年案发的鱼塘边。如今鱼塘已经成了一个风景区的组成部分。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程盟超/摄
27年过去了，贾相军已经刑满释放8年。他组建了家庭，有了孩子，做了小包工头，但跟在狱中那些年一样，他的主要精力仍是一次次向不同的人辩解那个夏天的事情，试图证明自己与那个姑娘的遇害无关。
他的父亲——山东聊城的一位农民，在去世前有25年也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2016年逝世时，这位父亲留下的遗产包括两大摞申诉材料，多个记录申诉历程的记事本，以及一个写满申诉途径的电话簿。一些本子上涂有大大的“冤”字。
这家人始终在为贾相军喊冤。但他是否真正冤枉，最终取决于法院的裁判文书，而不是那些发黄的本子。
44岁这年的夏天对贾相军来说又是难忘的：2018年6月12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当面告知他，他的案件已由院领导牵头，组织专门团队展开复查。
贾相军第一反应是“害怕被骗”。这是他第37次来到这家法院，仅2005年到2007年，他和父亲的申诉就在这里以信访条目被记录在案13次。6月12日这天，他找了好几位工作人员求证案件复查的消息，得到确切答复后，感到内心“突然踏实了一些”，认为自己的案子有了解决的希望。
6月21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随贾相军及其两位代理律师来到山东高院。工作人员证实，该院确已组成团队开展复查。
贾相军提出，希望查阅自己的诉讼档案，为可能的案件再审做准备——如果案件重启，他需要根据案卷来准备辩护词；如果不予再审，他打算阅卷后继续提出申诉。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件事情已经困扰他27年，他始终不清楚自己被定罪的全部依据。
翻来覆去的口供与不在场证明
“是不是你干的？”贾相军同村的发小贾庆才记得，27年前他问过贾相军这个问题。
1991年5月20日，聊城一个20岁的姑娘失踪了，3天后她的遗体出现在一个鱼塘里。一个月后，警察传讯了贾庆才，拿着死者的照片问他是否认识，又问起贾相军是否认识死者，并让他通知贾相军次日到公安局。
捎话时，贾庆才提醒贾相军，“干了就赶紧跑。”
贾相军一脸疑惑，认为自己被喊去只是配合调查。他曾和死者在城中短暂共事过，但声称二人没有深交。他们先后离开了一起打工过的单位。
贾庆才捎话这天，17岁的贾相军像往常一样去批发市场卖掉了自家收获的黄瓜和西红柿。他当晚留宿在城里，借住在贾庆才处，次日揣着178元菜钱去了公安局——等到他下次回家，已经是36岁。
经过侦查、起诉，这年秋季，他被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山东高院核准了判决。
27年来，贾相军始终未能从法院取得完整案卷。他只有1991年聊城中院的结案报告、山东高院的核准报告以及《聊城日报》当年的报道。他试图从这些材料中拼凑出事情的来龙去脉。
中院和高院的两份报告分别提到，贾相军的远亲张某和念某夫妇作证，称贾相军与受害人谈恋爱，一度让念某向受害人提亲；另一位与贾相军和受害人均认识的证人梁某说，贾相军曾透露欲对受害人报复。高院的报告还记录，贾相军多次向受害人求爱，且为此拒绝其他女生，后遭受害人回信拒绝，称“非要玩了���(受害人)不可”。
今年，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与证人中的念某和张某取得了联系。念某说，“当时被审了很多次”“害怕”。她说，贾相军的确向她提起过受害人，并有让她从中介绍的想法，但她认为这种事需要了解清楚对方的意思，便不了了之。张某称压根儿不知道贾相军与受害人是否在恋爱。另一位证人梁某因拆迁搬家，记者未能取得联系。
贾相军对记者解释，他当时对念某“仅仅是顺口一提”，绝未让她提亲，更无纠缠甚至报复受害人的意思。他称自己1991年3月后就再未见过受害人，且经家里安排已与另一位姑娘订婚，如果没有这起案件，虽然不足法定婚龄，年底他就将按照当地农村习俗成亲。
两份报告里另一项被贾相军着重质疑的内容，是案发时间。据报告所述，案发当日晚8时许，贾相军在受害人下班处等候；晚10时许，二人行至鱼塘，贾相军开始以恋爱为名纠缠受害人；晚12时许，实施了强奸行为。《聊城日报》当年的报道披露，贾相军受审时辩称，案发当晚他与贾庆才及另一位朋友马某在一起，无作案时间，但贾庆才与马某否认当晚与贾相军在一起。
很多年后刑满释放，贾相军找到贾庆才和马某对质，二人写下了书面证明并按下手印，推翻了当年的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