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目标
围绕着如何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迅速改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主题，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先后提出了多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奋斗目标
文/唐洲雁
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此前，围绕着如何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迅速改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主题，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提出了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富强民主文明这样几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奋斗目标。
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
工业化是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最初表述形式。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过要为中国的工业化而斗争的战略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设想是用大约10到15年的时间，进行工业化的建设，完成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又进一步把工业化的目标与社会主义的前途结合起来，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把实现工业化与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并把工业化看作是总路线的主体和整个国家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
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任务的迅速完成，宣告了过渡时期的结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借鉴苏联成功经验的同时，开始逐步看清了苏联式工业化道路“把农民挖得很苦”、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等种种弊端。根据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力图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来促使重工业的发展更加稳固。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思想，把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发展关系看成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果不发展农业，只是片面地发展工业，中国广大地区的落后状况势必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显然，毛泽东这种工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建设思想，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符合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实际上找到了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苏联、东欧的第三条工业化道路，即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左”倾急躁情绪开始冒头。特别是在1957年11月访苏期间，为了迅速改变世界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与苏联赶超美国的发展步伐相对应，毛泽东表示了在钢铁等生产指标上赶超英国的决心。后来，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15年超英赶美”的发展构想，打乱了过去工业化的奋斗目标和战略部署，并最终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是在这种战略决策的影响下，新中国接连犯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严重错误，不仅宣告了“超英赶美”战略的失败，而且也使得在15年内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奋斗目标化为泡影。
针对“大跃进”运动中“大炼钢铁”等荒唐做法，毛泽东在1959年纠“左”的过程中，提出了要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意见。次年3月，根据他的这一意见，国家计委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提出：1960年应当进一步确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结合起来，正确地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关系。此后，全党正式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
在确立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同时，新中国领导人还开始把工业化奋斗目标的提法逐步改变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众所周知，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出现。1954年，周恩来在一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立起强大的现代化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不过，那时候的“四个现代化”还没有提升到战略目标的范畴，不过是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一步解释和补充，因此仍然从属于“工业化”这一奋斗目标之下。
对“四个现代化”提法的逐步丰富和完善，同样是来自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不断总结和反思。1959年底，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毛泽东号召领导干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亲自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边读边议。在议论中，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周恩来在随后组织的读书会上，又把“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从而使得“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更加准确、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