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郭周明（中国商务出版社社长、中商智库执行理事长）、刘静知（中商智库副秘书长）
近代日本智库的发展与当时特定的外部环境息息相关。
一、 近代以来日本智库发展的历史背景
十九世纪初叶，日本“外舶迭来，海疆多事，当路者皆以知彼国情，取彼长技为当务之急”，通过广泛译介西洋思想和派遣留学生兴起“开眼看世界”的潮流。 特别是1853年，在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的带领下，美国东印度舰队强行驶入日本江户湾浦贺海面，以武力逼迫幕府通商开放之后，日本人的救亡图存意识愈发强烈。 “黑船来航”这一转折性事件使得太平洋西岸的岛国日本结束了两百多年闭关锁国的日子。进入明治时代后，睦仁天皇于1868年颁布了包括“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和“广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在内的《五条誓文》，日本国运大转，朝着现代化、工业化、文明化的方向发展。“国皇五誓”尤其是列居其首的“万机决于公论”通过“授民以议政之柄而不可夺”的宣誓，展示了日本明治政府广延人才，倾慕智识以及向西洋现代文明看齐和学习的决心。
曾担任驻日使馆参赞和驻美旧金山总领事的黄遵宪在其专著《日本国志》中记载 “维新以后，壹意外交，既遣大使巡览欧美诸大国，目睹其事物之美，学术之精，益以崇尚西学为意。”明治政府当时提出“国民皆学”口号，着眼于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在推进国民启蒙的同时，明治政府高度重视自身建设。“不知《易》（《易经》）者，不得入阁”成为当时明治维新组阁的基本原则。其立意宗旨在于强调内阁大臣们需要具有历史视野、战略思维、研判能力和前瞻引领力，堪当“盛行经纶”、“广求知识于世界”使命之智识与远见。明治初期的日本近代教育之父、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主张，“学问的要诀，在于活用，不能活用的学问，便等于无学”。福泽谕吉所谓的“真学问”和“经世之学”思想对当时的社会尤其是政府战略决策层产生了深刻而长久的影响。
在1910年美国首家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成立之前，日本已于1906年设立满铁调查部，用于调查研究中国东北及苏联远东地区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自然科学等内容。该调查部在40年内撰写了8万余份内容详实的报告，为日本在远东地区分析战时形势、发动侵略战争提供详实情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说是近代日本智库的先行者。二战后，在美国主导的日本“战后改革”中，日本将美国智库的研究传统和研究方法予以吸收，催生了以PHP（Peace and Happiness through Prosperity）研究所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智库。PHP研究所为日本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于1946年创设，旨在践行“给予世界和人民繁荣、和平、幸福”的使命。
1959年后，日本前首相吉田茂仿效美国对外关系协会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了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JIIA）。目前JIIA已经成为日本外交领域第一智库。1965年，日本首个现代智库野村综合研究所成立。野村综合研究所脱胎于野村证券，于2001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当前已成为日本名副其实的规模最大、盈利最多的智库。
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等问题。在日本政府支持下，日本迎来了智库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期，而1970年也被称之为“日本智库元年”，全年共成立12家智库[1]。1973年田中角荣执政时期，日本国会推出了《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为日本智库行业规范协调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随后，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成立。该机构由政府、企业、地方团体共同发起成立，并由日本经济企划厅和国土厅共同管辖。1975年，日本又成立了智库协议会，该协议作为日本智库行业协会对于加强日本智库间协同发展、避免恶性竞争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标志着日本智库建设迈入成熟发展阶段。
1980年后，应运日本国家金融与信息产业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银行、保险及通信领域的专业智库蓬勃发展。如三井银行综合研究所（现更名为日本综合研究所）、朝日银行综合研究所、富士综合研究所（现更名为：瑞穗综合研究所）、按天综合研究所（现更名为：损保日本综合研究所）等[2]。日本第一家民间智库，野村综合研究所也是在此期间经过与野村计算机合并设立的。当前，野村综合研究所同时也是日本IT领域的智库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