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直属研究所，例如防卫研究所（NIDS）、日本经济社会研究所（ESRI）等，经费全部来源于政府，在日本政府预算中单独列支。而在2013年日本外务省举行的外交·安全保障智库专家恳谈会中指出，日本主要智库活动预算在10年内下降了40%，而美国智库同期预算增长了150%以上。[19]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所不同的是，日本社会对智库的认知程度还未到达相对应的水平，个人捐赠、企业捐赠，包括个人及企业委托项目的数量都难以与美国智库相比。
五、日本智库影响国家决策的主要渠道
日本智库对国家决策施加影响，具体表现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舆情影响等多方面。
自上而下主要指日本特殊的“恳谈会”相关机制。恳谈会一般由各著名智库的代表参与政府及首相组织的咨询会议，在日本政府推出政策前期起到决策参考和理论背书的作用。由于日本官僚和精英把控着各个官厅，政治生态相互割裂，故恳谈会成为自上而下照顾各个利益集团需求的良好对话平台。通过恳谈会形成的相关意见和报告会直接呈报给首相本人作为参考。例如东京大学法学教授北冈伸一（Shinichi Kitaoka），作为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成为安倍晋三首相的座上宾，在安倍任内其主导了一系列恳谈会和专家咨询组会。同时，官方研究所还通过其官方身份直接将其研究成果呈交至所属政府机构，对其隶属部门的相关政策直接起到研判参考和制定推助作用。
自下而上是指通常情况下各国民间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一般行为，例如承接政府相关委托课题或主动选择当前政府重点关切的热点问题进行研究。例如1975年，三菱综合研究所受通商产业省委托完成的《关于日本经济安全的研究》报告，其成果就被吸纳进当年度通商产业省发布的《通产白皮书》中；2018年笹川平和财团会长田中伸男（Tanaka Nobuo）亲赴日本防卫省，将《为了印度洋地区安全保障的日美澳印四国委员会政策提言》交付给防卫大臣小野寺作为决策参考。[20]
舆情影响指的是举办论坛、峰会、研讨会等会议，出版相关报告、杂志、简报等刊物，以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介进行政策建议和意见的传播推广，通过媒体外围的宣传从而间接影响到政府的政治决策。以日本国际论坛（JFIR）为例，其分别于2009年10月23日、2014年8月6日在《读卖新闻》等日本三大报纸刊登关于“积极和平主义与日美同盟”和“积极和平主义与日本的方向”的意见广告，前者意欲牵制鸠山内阁的安保决策“向左转”，后者旨在宣传其一贯主张的积极和平主义等安全理念。[21]
六、日本智库建设对中国的启示
在2015年习近平主席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总体原则和目标后，2015年12月，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正式启动，25家机构成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又再次明确提出要“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当前，中国智库发展已蔚然成风，国家和社会对智库的发展及其咨政启民的功用有着更多的期待。作为与中国文缘相通的近邻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智库建设的种种经验对当前我国智库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适时成立智库行业协会、出台相关指导规范
据宾夕法尼亚大学《2019年全球智库报告》统计，2019年中国共有507家智库。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数量增加的同时，智库建设质量的保证是一个新的课题。中国和日本智库发展的外在环境较为相似，大部分民间智库资金来源的独立性难以保证，社会和企业捐赠环境尚不成熟，委托项目来源较为单一，部分领域无人涉足，部分领域同质同类智库数量又过多，不仅难以保证课题、活动质量，甚至还会出现恶性竞争的情况。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台了《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为日本智库行业规范协调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日本的实践证明，智库行业协会可以对智库行业发展进行有效的协调，充当行业引导、自律自治的协同者角色。随着中国特色智库市场的快速发展，智库行业协会的设立迫在眉睫。行业协会的成立必将为我国新型智库发展提供指导规范，从而更好地建设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形成一套治理完善、充满活力、监管有力的智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
（二）强化经世致用导向，提升成果转化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