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情况在近些年几乎又被逆转过来。一方面是非种族性的、组织上开放的自由普世主义的美国，杰斐逊的“自由帝国”，爱默生的“全民避难所”，另一方面是民族主义的欧洲，两者之间的对照已经被非常不同的颠覆画面所替代：一边是一个后民族国家的，后现代的，甚至是后英雄主义的欧洲，而另一边的美国，却似乎在以一种曾被界定为种族民族主义、规范上可疑而且激进的方式行事。人们猛然发现，美国的公民“信条”也许和路易·哈茨（Louis Hartz）所称的“强制性民族主义”是分割不开的。
这是可能引发对宪政爱国主义概念第二类态度的一种想法。宪政爱国主义难道不总是有着非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倾向，或如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试图“正当化”什么吗？公民忠诚，说到底，岂非真正个体的对立一面？为什么要杜撰一些理论去证明甚至强化这永远是“道德危险”之源的事物呢，如果我们相信麦金太尔的话。
但是现在看来，我们必须杜撰理论。被抽象地谓为“社会整合”的东西已经成为一个问题，或者，如果选择不那么沉重的字眼，是一个挑战，在很多国家的内部，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因为不同的原因，当然，还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比如欧洲的“地区性整合”就区别于移民和少数群族的“整合”。存在一种普遍观念，认为全球化加强了人们对“归属感”的需求，一种对于集体认同的在政治、法律、同样还是情感上的重新配置。主权如某学者所形容的那样，变得“被磨损”，而公民身份“被消解”。我们甚至可以说，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曾经观察到的美国——它“滋生了关于何为归属的焦虑，因为民族的边界是意识形态性的，因此是存在争议的和可渗透的”——现在对越来越多的国家来说已成事实。也许整个世界正在成为一个美国；如果放弃上述戏剧化的描述（无可置疑的，对某些人来说也少些威胁性），可以说，欲将个体与集体之“归属”予以概念化，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变得愈发艰难——公民关系正在受到质疑。
这个问题还可能被夸大。过去的人们是否更有“四海一家”的感觉? 成员身份的道德是否就不无问题？就拿欧洲为例，20世纪被概括为反反复复的边界变化，有时被称为“三个可怕的e”：即灭绝（exterminations），驱逐（expulsions）和交换（exchanges）（指的是人口），当然，即使内战的总体数量仍在增加，移民显著增长，但在许多情况下，公民身份还是变得更加安全了。
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明，政治理论绝不能变成一种矫饰，去讲一些鼓舞人心的（或者扰乱人心的）关于过去的故事。它应当提供概念，提供语言，以允许公民反思，什么是他们可能或者不可能共同拥有的东西。民族主义者们几个世纪以来都在这样做；世界主义者们现在也开始宣讲不同的故事。我想表明的是，在自由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中心地带之间，还存在着空间，也有先例，来形成一个概念，以构建最具吸引力的道德直觉。我特别要强调，宪政爱国主义以一种在社会学上更趋合理，并且比它主要的“内部”对手——自由民族主义能产生更自由政治后果的方式，将公民关系进行了理论化。自由民族主义者们常揪住宪政爱国主义的所谓“抽象性”不放，但是，被自由民族主义者们视为其理论核心目标的单一“民族文化”，其实远比一套以宪法为中心的规范性承诺在事实上更为抽象。自由民族主义通常是默默凭借自由主义的宽容遗风，如在英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让民族主义对自由民主来说变得安全，但却没有告诉我们这遗风是如何能保持常新，而宪政爱国主义给我们的是具体的规范性资源——规范和价值——既能够维持政治体制，也对其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