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真正对公司负责。”多位早期加入拜腾的员工对未来汽车日报 感慨，“公司走到今天这一步，以戴雷为首的外籍管理层存在很大的问题。”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拜腾汽车内部的“CD大战”（Carsten Breitfeld 毕福康和 Daniel Kirchert 戴雷）愈演愈烈。
毕福康和戴雷曾有过一段“蜜月期”。内部员工表示，在早期团队组建过程中，戴雷是毕福康介绍来的。但由于两人立场不同、个性迥异，内部矛盾逐渐公开化，甚至演变成互相拆台。
毕福康的资源在海外，他的野心在于扩大自己的海外势力。上任后，毕福康快速在美国扩张人马，掌控着拜腾汽车产品技术、研发、供应链、生产制造、资质等核心业务。拜腾厚重的海外团队配置，一度让外界以为这是一家美国公司。
与极具野心的毕福康不同，戴雷性格犹豫柔和，权力被不断挤压，当时只负责拜腾中国区市场、招聘和财务工作。据拜腾员工回忆，2018年6月CES Asia筹备期，CD双方就K-Byte概念车全球首发亮相时的发言稿时长占比和先后顺序争执不下，互不退让。
接近拜腾高层的核心人士透露，拜腾汽车董事会共9张投票权，公司任何重大决策均须董事会不低于2/3票数通过才能推行。2018年，拜腾早期投资方和谐汽车董事长冯长革手里有3张投票权，毕福康手里有1张投票权，双方通过投反对票的方式，联手左右公司发展。知情人士告诉未来汽车日报 ，毕福康与冯长革关系密切，经常去对方洛杉矶的豪宅做客。
2018年年中拜腾B轮融资中的资方冲突，让CD两人的关系裂痕迅速扩大。
接近拜腾核心管理层的人士透露，当时，一汽集团领投拜腾B轮的条件之一是获得一张投票权，但这张投票权需要和谐汽车出让，后者对此坚决反对，导致B轮迟迟不能完成，“和谐汽车保住投票权是为了保证其在公司的权益，包括掌控销售和售后话语权”。
“一来二去耽误了大半年时间，投资圈对新造车的态度迅速趋冷。”上述知情人士称，如果不是因为和谐汽车和毕福康，拜腾可能还能赶上B+轮。多位拜腾员工透露，2018年下半年，一汽集团B轮融资敲定后，戴雷去长春开会的频率增加了。
在“CD大战”的过程中，拜腾汽车公司高层派系林立、缺乏凝聚力，组织体系不能正常运转，跨团队协作也难以实现。
2018年，这家不到2000人的公司，多个部门同时存在两个VP，有的部门除VP还单独设立了SVP（高级副总裁）。一位前拜腾北美员工曾对36氪表示，“拜腾最多时有29位VP，而蔚来汽车近万人的规模，也只设立了17位VP。”
持续多时的“CD大战”，以毕福康的落败告终。
2019年1月23日，拜腾汽车举办2019年年会和每月一次的董事会。当天，本应晚上7点前结束的董事会延长了一个小时。“董事会现场争得很激烈，最后和谐汽车和毕福康方败了”，知情人士回忆称，董事会结束，毕福康来到年会现场时，“脸色非常难看”。
1月25日，拜腾在内部邮件中宣布公司治理架构调整，由戴雷担任CEO，与毕福康关系密切的多位管理层在后续几个月中陆续离职。毕福康离开已经是必然。
让多名员工感到遗憾的是，2019年4月毕福康离开后，拜腾并没有抓住管理层洗牌的机会重塑管理制度，及时止损，反而大公司病的痼疾暴露得更加彻底。
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戴雷更信任外国人，外国人在拜腾管理岗中的占比较高，中方团队话语权很弱。拜腾真正意义上的核心管理层有7人，其中5人是外国人，另外两位分别是丁清芬和中国区销售副总裁黄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