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海外制造和商业服务外包浪潮，大大推迟了发达国家对自动化的采用。随着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以及自动化技术的成本大大降低，越来越多的部门开始没有理由将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在某些部门已经发生转变，这一变化的结果是可能迎来“重塑”阶段。
GVC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融入全球市场提供了机会，因为它们可以集中在与其能力相称的领域，而不是在完整和复杂的生产过程中竞争。在许多情况下，GVC在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就业机会。然而，GVC不是灵丹妙药。没有技术上的升级，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只能够获取市场利益的一小部分，并且在结构转型方面进展有限。
鼓励投资于技术和自动化并拥有必要的补充技能和基础设施的国家更有能力获取GVC带来的好处。然而，许多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缺乏这些技能和基础设施。因此，一个国家的出口企业在技术变革迅速的时代里持续创新和保持竞争力的能力不仅取决于现有技术，而且还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包括出口部门的规模，工人的技能水平，融资的可获取性以及出口和国内市场的规模。
三、国家政策和国际合作需求总的来说，技术创新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也可能是破坏的主要动力。技术对经济的影响不是预先的，而是可以通过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的政策来共同塑造。政府和联合国不该采取被动的观望态度，而是可以且应该影响这些进程。
总体政策立场应该是拥抱和引导这些新技术。政策制定者应该采取适当、灵活的监管和法律政策，促进国家创新能力，而不是单纯阻止它们可能带来的破坏效果，如导致暂时性失业。总而言之，新一轮技术浪潮如何塑造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制度和政策。
（一）政府对新技术的政策
政府对新技术发展最直接的作用体现在资金支持上，所谓的“创业型国家”在创新链的各个阶段（从基础的应用研究到商业化的初创企业的融资过程）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热门的技术，包括全球定位系统（GPS）、语音激活的个人助理和Google使用的算法都受益于政府在早期的资金投入。
政府对政策的间接支持体现在为新技术的开发、传播和应用适应本国国情创造良好环境。例如，支持国家（公共和私人）研究和创新机构，提供基础设施（如宽带），支持企业孵化器，使初创公司能够更快地将新技术推向市场。
未来，所有国家都会有所谓的国家创新体系（NIS），其中包括教育系统，科技研究机构，私营企业的产品开发部门以及产品和生产流程的其他机制。
对消费者的补贴、税收优惠以及监管优惠政策也可以促进新技术的采用和推广。由于行业在经济联系和技术升级的可能性方面各不相同，因此还可以制定针对具体经济部门和行业的不同政策。
新技术还需要新的法规来解决责任和道德问题。制造商、医院、医生或病人是否应为AI设备的医疗建议的后果负责？无人驾驶汽车的责任问题如何处理？
最优化的规范可能得来不易，这就要求首先在部分领域或市场进行法规试点并总结实践经验。此外，数据作为 AI 和经济活动驱动的重要因素，需要相关法规加以规范，确保既能有效保护隐私和安全性又不会扼杀创新。
知识产权法规也会影响创新。专利、版权和商标旨在促进创新，其方式是，允许企业在特定时期内从其研发投入中获得较大的投资回报，作为交换，企业需要公开其发明。然而，知识产权也可能固化老牌企业的优势，阻止其他企业开发新技术，最终扼杀创新。政府需要做的是在激励创新和共享收益之间找到平衡点。此外，反垄断法规也可能需要考虑跟进，以确保其适用于通过技术实现的新业务模式。
技术变革正在重新定义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因此为当下和未来的工人提供适当的技能教育是是政策的重要落脚点。除了校内学习和职业培训以外，支持早期教育和终身学习技能的政策也至关重要。
在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完善教育体系需要聘请和留住优质教师以迎接新技术的挑战，同时为教育机构提供充足的资金。对能够反映未来技能需求的教育课程加以调整也很重要，例如新技术要求在教育上重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此外，政策可以为工人提供相关激励和途径，让劳动者不仅在技术领域得到更多的培训和教育，而且还在创造力、管理、社会和沟通能力等方面增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