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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受到多种因素限制，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就业前景可能并不乐观
教育程度是妇女劳动力参与经济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它也有助于减少妇女的保留工资（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成本），提高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
技术的进步推动女性劳动力在强调认知技能多过身体技能的领域（如服务业）内参与就业，并促使妇女的工作任务从主要的例行化向非例行化转变。现有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自动化对男女的相对化影响似乎有所不同。
就发达国家而言，鉴于男性在运输和制造业方面占主导地位，而女性则在教育、保健和社会工作中更具代表性，因此男性将面临更大的自动化风险。此外，技术进步与结构转型之间的相互作用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从维持生计的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通常与资本密集型农业技术的推广使用有关，先进农业技术对男性工作的补充作用高于对女性劳动力的补充作用，这为女性在结构转型的早期阶段的劳动力参与度下降提供了合理解释。
然而，在亚洲经济结构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如电子产品之类的轻工业制作领域，其工作任务往往更适合女性，导致女性劳动力参与度增加，在1985-2006年期间女性在制造业中的就业份额得到增加。
研究表明，无论是有偿还是将无偿工作都考虑在内，妇女工作时间都比男性多。妇女会在育儿成本和工作成本之间进行比较，因此技术变革带来的从传统工作安排向灵活的工作安排的转变，可能为妇女调和其生育和工作之间的矛盾提供机会。然而，到目前为止，碎片化的工作任务和较短的工作时间只会维持收入上的性别差距。
虽然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立法提供了生育和赡养费，但这些福利很少适用于如家庭佣工和临时工之类的工作部门。在这些因素持续限制妇女劳动力参与和工资的情况下，妇女在获得技术革命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方面可能并不理想。
（四）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技术助长两极分化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激发了包括美国和西欧在内的技术前沿经济体的收入水平的强劲增长。这意味着从1820年代到90年代全球不平等现象不断扩大。米兰诺维奇指出，全球不平等程度在20世纪80年代保持了稳定，2003年开始大幅度下降。这一趋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和印度的收入水平迅速增长。
这些经济体的发展得益于在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GVC）扩散的情况下，国内政策转变以及技术进步迅速。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现象在不同地区和时间段出现异质性趋势。数据显示，19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大多数地区的国内不平等趋势都有所增加。该趋势在发达国家持续存在，尤其美国的不平等在持续加剧。不过，这些发展是否会持续下去还有待观察，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对不同家庭的不同影响效果，增加了收入分配长期轨迹的复杂性。
偏向于解决常规工作的技术变革和外包的组合导致了发达经济体的工作两极分化，美国的工资分配记录以及16个欧洲国家的数据样本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业已从中等工资岗位分别向高收入就业岗位和低工资岗位转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也出现了两极分化，中等职业技术就业人数开始下降。然而，这种趋势有一些显著的例外，例如中国和埃塞俄比亚，没有出现这个“中空”现象。
在某种情况下，这种职业的两极分化伴随着薪资不平等的加剧。自1970年以来，高技能工人的实际工资不仅比就业岗位下降的中等技术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得快，而且还比低技术工人的实际工资要快。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这种趋势特别明显。
近几十年来新技术的传播促成了就业结构的重大变化，以及资本与劳动在不同类型工人之间的重新分配。虽然这些趋势因国家而异，但有一些共同点，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之间。如前所述，近几十年的自动化大多取代了常规的手动和认知任务。许多常规任务密集的工作都在中档工资的范围内，例如制造业和日常办公人员。而另一方面，非日常工作密集型的职业，其薪资水平会出现完全相反的两种极端，例如管理型、专业性和技术性的专家在顶端，而服务行业工作者，如美甲师、酒保和个人工作者则出现在薪资的底端。